而这时,前军的马队已经冲到了当涂城外,分别面对三门而扎下营来,阻绝了大多数乱军的进一步流窜。
待到步队相继赶至,再马步协同杀入城中,而城中其余的乱军才反应过来,发现自己成为了瓮中之鳖,却是已经晚之异常。
以至于,许多四散开来的乱兵,甚至还没来得及闻讯聚集起来顽抗,就被都在了城坊民家之中,各自为战的做了俘虏,或是在负隅顽抗中被枭首示众。
这也再次证明的一句话,正所谓:没有理念和追求,也没有中长远目标和规划的武装力量,哪怕装备再精良,训练再有素,也不过时一群朝起暮散的乌合之众而已。
然而,仅仅是一天时光的动乱,他们在太平州所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就已然远远超过当地十多年的财赋所入,而且当地的官私储积,也被一扫而空或是付之一炬,作为产粮区的农事尽废,只留下大批缺衣少食无所着落,而需要朝廷赈济的当地百姓。
尽管如此,之前还是有少部分的乱兵,已经从西向和北向的逃亡外州。因此,来自前军的马队正在追击和搜索当中。
作为事情的另一面,则是中军统制兼前沿都指挥种师道,突然出手以临阵脱逃、疏于职守什么的罪名,就地逮捕和拿下了,当地的刺史,巡道官在内的一众官吏将属,留待朝廷的后续处置。
而来自江宁方面的后续指示,并没有令我们自此收兵回归,而是难得严词训令:“********,以儆效尤”“着御营诸军就近清捡地方,勿使残党流毒地方”“协有司差遣,追拿地方一应干系人等”“敢有抗命推诿者,以军法论不得有怠。。”
故而,从这些严厉异常的训令当中,哪怕是身在外州,暂时置身大多数事外的我,也可以有所感觉到,明显有一场规模不小的政治风暴,正在江宁的朝堂生成当中。
然后,接下来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既在我的意料中,却又很快脱出我的预期。
大本营内的监军御史覃定基,突然公然上表弹劾,自户部侍郎朱世光、东南水陆发运大使吴友亮,水军统制岑光以下十数人,结党营私并贪渎舞弊败坏国政等诸多不法勾当,请以通敌叛国论之。
这无疑像是一个丢进油锅里的大冰块一般,顿然掀起泼天的非议和轩然大波。
而这些人,多是与北人党有关或是关系匪浅的官员要属,比如,朱世光乃是北人党大老之一女婿,吴友亮则是前三司使,申县公李崇的首席门生。
随着令人发指的罪状与证据,给高效率的挖掘和出首出来,又一桩桩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却是很难想像,曾经锐意进取而一力推动光复中原的北人党,却是在江南之地已经堕落腐化,到了如斯地步了。
监国显然是在初步的考虑之后,断然利用了这个契机,变成对北伐失利后,事实上受损最少而获益最大的北人党,发起新一轮的打击和抑制举措。毕竟,其中的好些早有预谋的罪名,可不像是新近才搜罗出来的,甚至可以上溯到北伐前的准备期间了。
我可以想像得到在暗地里,已经有无数人奔走起来上下运作起来,想要借这个势,来实现自己的私欲和诉求。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同样与北人党关系匪浅的东南行司宁总管,我那位正在前沿主持战事的便宜姐夫,却难得的保持了某种静默和失声。
他既没有主动上表附和支持监国的行举,也没有急于回到后方请求觐见,试图挽回或是做些什么。甚至在监国方面,对此也是包衣无动于衷的态度,更没有下诏安抚或是宽慰,这位掌握前沿的方镇重臣。
其中的诡异与压抑之处,哪怕我是通过谢明弦的渠道间接获知,也依旧更够感受到的。
只是无论是第五平,还是陆务观,都不在我身边,没发给我提供足够分量的判断和建议。我也身在盘外,无力参与或是插手些什么。
或者,这也是某些人的预期之一?身在军中有些无所事事的我,甚至会作如是想法道。
好在拟定派往北地参习的五百人,已经大多数差遣至我的麾下,暂编做一个大团,算是某种预先的熟悉和磨合。这样我在军中的日常,才不至于过于单调和乏味。
然后,我一边拿着朝廷给的鸡毛当令箭,想着法子折腾和调教这些特选之士,间杂讲授一些或其战术基础和基本原理来吊胃口,好从中发掘个别诸如姚平仲那样的可造之才,或是值得拉拢和投资的对象苗子也好。
另一边,则慢慢等待着江宁方面的尘埃落定,然后做一个“谁在党中央就坚决拥护谁”的好同志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