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罗氏在当地管理的体系，依旧是传统的宗藩制，与南海的岛洲各藩，也不过是略有差别和调整的大同小异而已。

自泰兴改元景隆之后，为区分国朝与诸侯之制，分为虚爵和实邑，虚爵就是朝廷日常给授之例，于九州内假地给封，然后比照食邑多寡，由朝廷财赋折给之，被称为国爵。

实邑则一般只存在泰兴年间到宝应年间的近百年间，陆续分藩出去的各姓诸侯，及其继续分封的家将部曲，宗族分家等初代，统称藩爵。

按照各自初代的爵位，自下而上称之为大小代领、士藩、男藩，子藩，伯藩、候藩和公藩，而处于顶端的是，极少数得到国朝承认和追认的王姓，则有资格被称为国宗、公室、王上和大王。

其子嗣统称王太子、王子、世子（嫡长），公子（次出），王孙，公孙等等，不一而终。

而这些大小诸侯和藩主，通常以姓为国号或是藩名，因此衍生出了千奇百怪的名称，比如南北大小罗氏两藩。

不过王爵极尊之位，自显庆年间短暂的昙花一现之后，就再没有实邑封授过了。而且还是为了追认已经既成事实多年的梁氏大夏之国，而修补和拉近有些疏离的域外臣藩关系的权宜之计而已。

而实封的公藩也是鳞毛凤角，像曾在大唐的额体制内，长期执掌南海都督府权柄，而行驶管理海外朝贡臣藩体系的国朝大梁前身——南海梁氏一脉，就是其中位于最顶端的翘楚。

而直到南朝大梁开国之后，也不过是维持了四大公室的格局，以代行管领海外各地诸藩。

而且随着朝廷中枢的权威日涨和对外控制力的加强，四大公室的权势和职份，也逐渐被收缩和压减，而变得有些名不符其实起来。

因此，真正具有区域性影响力的实力派，反而是那些经过历代的削减和撤并之后，依旧存留下来的各级藩候、藩伯们。

他们往往具有足够的地盘纵深，产出和人口，来供养和维持相应的藩兵武装，而可以一边与朝廷中枢暗中角力或是公开讨价还价，来最大限度的保全自己的权势；一边相互之间连横合纵又相互勾心斗角玩平衡，一边还能带领家臣部曲，继续开拓蛮荒而把领地和家业做大。

就如现今的安东大罗氏一般，哪怕已经开始有所衰弱和走下坡路，却依旧掌握着南部建安、辽城两大都督的名分和管领诸侯的职权。

曾几何时，现在局促于西婆罗洲一隅，只剩下八叶之名的小罗氏，也曾经是勉强可以比肩其中的类似存在。

而在分藩之内，则是某种程度上复古了周礼的诸侯之制：除了格局和等阶最小的士藩之外。

作为公、侯、伯、子、男之下诸侯之属：亦有，上中下卿三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士大夫，共九等制，作为臣下的等秩和位阶。

如果领地够大的话，再分设左右尊卑之别。比同大唐国中的流内九品上下阶的官身和待遇，然后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担任各级管领代官之职。

因此，通常在藩下又别设家宰和数名管领、管代为代表的，分别进行族内和领下事务的日常运作管理的，家臣和代官内外两套体系。

如果地盘足够大而藩务繁忙的话，在家宰和管领之外，又有衍生出家老和元宿的级别，作为族长兼藩主的辅佐和訾议，或又是坐镇一方，或又负责当度方面的事务。

只是按照各自爵级和领有规模，设置的相应级别和数量，也是受到严格的限制。

像抚远州的罗氏本家，也不过是最多达到一位上大夫，一位中大夫，三位下大夫，三等士臣十数的开国藩子的别设，以对应三管五曹的藩内体制。

不过在礼乐崩坏而朝廷权威颓败的北地，特别是安东之地这种长期与北朝对抗的地缘势力，就更不会太过讲究了。

因此，很早就是实领的郡候藩，而直接或者间接领有六七州之地的安东大罗氏，家臣的规格和级别、编制，也足足比南边的远宗多出了一大截。像罗思瑾这样的家老，也足足达到了七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