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通过财政的方式，修建了大量的交通设施，一些农村通过运河、铁路跟城市连接，虽然还做不到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农村的便利程度，却让大量农民可以做到跟农村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城市间歇性甚至持续性打工，但逢年过节就回农村，不愿在城市定居。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谋生的异乡，而不是生活的故乡。

文化上，就是农民不愿意远离故土，远离祖宗坟茔所在的地方。加强了农民工现象，大量家庭即便贫困，最多也是让主要劳动力进城务工，赚钱补贴家用，而不是全体家庭成员迁居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的吸引力，还没有超越农村的踏实感。

尽管忧虑，但周琅发现，他真的很难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停止向农村输入资源，那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军事制度，这套后备兵役制好容易建立起来，每年花费几亿钱维持，放弃的成本太大；而且向农村反馈资源，本就是维持稳定的一种妥协，相比在快速发展伴随的革命风险，周琅宁可发展慢一些。

政治上无法停止反馈农村，文化上，则更难改变，除非搞化文大命革这种形势，否则很难从根子上断绝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来移风易俗，这是一个百年工程。

周琅只能期待，暂时停滞的城市化，是因为技术力不够的结果，他知道，即使中国的改变，没有给历史大势带来刺激作用，即便中国人一直不为世界贡献新的技术力量，很快也会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依然会推动中国第二次城市，希望那时候城市化能突破一半。

毕竟有了电力，城市生活才真正开始变得精彩，而不是一到晚上城市跟农村一样，只能去做床上运动。

通过最高层的数据资料，周琅知道，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期，类似于后世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的缓慢增长期，这个时期，总量增长不大，社会在朝着精细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这让中国社会的总体效率，其实已经输给了英国。尽管在东部工业地区，中国的大工业效率比英国更高，工厂规模更大，更集约；但总体来说，是比不上英国的。英国一半人口在城市中，农村人口更少。中国更多人口在农村，城市人口更少。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东部工业区效率高于英国的工业区；可广大农村远低于英国的商业化农场经营。总体上，英国更像是中小工厂加大中农场模式，中国则是大型工业加小农农业，平均下来，效率比英国低下。

效率底下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的人均比不上英国，中国的总量确实比英国大的多，超过英国十倍以上，但中国人口是英国的二十倍，人均收入其实只有英国的六成。

周琅自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他继续执政，但他还是渐渐放开了权力。主要政务交由皇太子处理，皇太子先是主持兵部工作，然后以监国身份开始执政。

周琅则越来越少的留在皇宫，冬天回去海南岛的别宫窝冬，夏天则会去承德避暑。春秋两季，一般都在武当山等名山大川的道观寺庙里享清闲，喝喝茶，打打拳，读读书，教育教育儿孙。

周琅开始进入半退休状态，皇权交接的态度很明确，对国内来说，大家看到平稳交接，感到踏实，但对国外来说，西方国家突然发现，跟中国政权打交道变得困难了。皇太子对待西方国家，远没有老皇帝那么宽容。

老皇帝更容易接受西方国家的讨价还价，对英国的挑衅和对抗也能容忍，但是皇太子则更愿意采取对抗的形势。

在俄奥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发现，皇太子虽然跟前任中国执政者一样，在利益问题上不是过于斤斤计较，但在具体政策上，却开始加强对抗。

一些对中国产品加征高关税，却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家，突然面对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中国市场，继续维持关税壁垒，要么放开关税壁垒，换取中国市场。

这其中尤以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