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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的皇权没被关进笼子，反倒是学术自己先进去了。

三家虽是戴着镣铐跳舞，回答完了殊途同归的政治正确，接下来就进入论三家之异的诘辩环节了。

“所谓《左传》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也。”公羊派博士严彭祖如是说，公羊派不但要保住自家的博士位，还要极力阻止来打擂的挑战者。

“然也，此书应该叫《左氏春秋》，为史书，入子部，而不该为《春秋左氏传》，入经部。“榖梁派的严更始亦如此言，他们家虽也是在野，但却想独被立为官学，加上敌视任弘，时刻想撤左传后腿。

之所以抓住这点不放，因为数十年来，公羊、榖梁阻挠左传的理由都是一个问题：《左传》是否传自孔子？这在重师法的儒林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保证了师传，才能保证学说的纯粹性；只有来源于圣人的学说，才能跻身于意识形态领域；只有传授自孔子，才可能称为“传”。

二人欺那刘更生年轻，故咄咄逼人。

刘更生最初时还有点紧张，但毕竟是楚元王之后的刘姓贵族，不比匡衡这类寒士子弟，时常出入未央，老师带他出席的大场面也多，回答完“元年春王正月”后渐渐找到了感觉，此刻听两家忽然发难，遂不急不慌地说道：

“士人通五经前，要先学《论语》，《孝经》，两位号称大儒，但怎会连《论语》都没学好？”

刘更生一通讥讽后，正色诵道：“论语中《公冶长》一篇有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乃是与孔子同时之人！”

“而太史公书中又有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退而异言。”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孔子真意，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左传》为春秋之传，明矣！”

“太史公书不可尽信。”

严彭祖毕竟是博士，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反驳道：“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缪孔子言。”

他还一一指出了史记上对于春秋之事，有三十一处不符的地方。

刘更生则一一应答，认为这三十一处问题，正是司马迁未尽取左传，而另外不知抄录了什么史料才导致的，反过来证明左传在言史上的准确。

眼看双方的争辩已经从左传是否是春秋的传，歪到了对太史公书的评价上，作为裁判之一的西安侯任弘示意乐官敲了下钟。

仿佛听到了信号，一直静坐的孔子第十二世孙孔卬却忽然站出来说道：“陛下，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言行，除却《论语》外，尚有《儒家者言》，先父（孔安国）请求诸公卿大夫募求其副本，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称之为《孔子家语》。”

孔卬说道：“《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这下严彭祖、严更始都默然不对，虽然他们怀疑孔安国在编撰《孔子家语》时塞进去了私货，但没有证据，孔氏亲自站台，证明左丘明与春秋关系匪浅，还能说什么：你孔家人懂个屁的孔子？

倒是刘更生来了劲：“如此可知，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反倒是《公羊》、《穀梁》，皆由孔子再传弟子所著。如今反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要论辈分？你们更小！

这一篇言语，二严顿时明白，任弘恐怕和孔家力推的古文尚书暗暗看对眼了，大家都是古文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嘛。

他们也没后世考据学家的本事，故并无一言回答，算是默认了刘更生的论述。

“虽传自左丘明，然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且师徒相传不明，恐有错漏遗失，早非圣人之意。”

座上忽一人抗声质问，却是易学的梁丘贺，看来清流合力阻挠左传乃是大势。

之所以特别提了”先帝所存“，是因为梁丘贺所学的田氏《易传》在汉文帝时就立为博士，历史悠久。

刘更生反驳道：“荒谬，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孝文不、孝景不曾立公羊，孝武也不该立么？”

“至于传承，外人不明所以，认为左传中绝，然每一代先师皆能考证清楚。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国荀子，荀子传北平文侯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吾师西安侯、京兆尹敞。”

这下任弘可把荀子变成了祖师爷，正好能和荀学一些精髓扯上关系了，光靠一本左传，再怎么牵强附会塞私货，仍显得单薄，倒是将荀学里的内容加进去，便显得厚实自圆其说起来。

“更何况，公羊、榖梁皆以口传，而左传以书传。”

榖梁、公羊最初和春秋本经一样，是师徒口口相传的，估计是出于门户之见，害怕写在书简上的内容被他家窥了去，故敝帚自珍，虽然最初字数不算多，但《春秋》里记述了二百余年历史，又岂能统统背得？几代人下来肯定会有所错漏。而左传则是用古篆传承，再不济也比口述强吧。

刘更生将这大帽子扣在了公羊、榖梁两家身上：“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今日竟反诬左传传承不清？”

眼看刘更生如初生牛犊越战越勇，老练的贡禹知道，不能再纠结于探根溯源上了。

正好，唯一的主考官天子刘询翻到了春秋《僖公二十一年》，遂问道：“二十有一年夏，执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来献捷。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何解？”

问的是宋襄公泓之战，三家观念果然大相径庭。

“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此乃公羊家的看法，他们以为，宋襄公遵守的是古老的规则，充满浓厚的道德色彩，因此《公羊传》在这件事上将他比为周文王。

虽然孔子说周文王“近黮而黑”，但这大概是周文王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榖梁传则委婉批评了宋襄公：如果以礼敬人而得不到应有的报答，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对人的敬是否得当；总之，有了过失就应当改正，若不改正而重犯，这才是真正的过失。宋襄公就是这样有过而不改的人。

轮到《左传》时，批评意味就更重了，借宋襄公的兄弟子鱼之口，痛斥宋襄公恪守古礼，对敌人心慈手软的行为是食古不化，迂腐败坏国事：“兵以胜为功！”简直是就是在说，成王败寇了。

公羊派的贡禹也不管榖梁了，讥讽左传这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刘更生则引典反唇相讥，一时间不分上下。

“公羊假仁，榖梁直率。”

高坐乾位的刘询倒是心中门清，瞥了一边的任弘一眼：“倒是《左传》重视功利，推崇权谋，视足智多谋为善事，难怪西安侯会去学。”

不过现在西安侯为何看上去如坐针毡啊？难道是担心刘更生败下阵来？

其实任弘只是饿了。

辩论至此，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时辰，从大清早辩至傍晚，任弘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在三家吵得口干去喝水的间隙，提议道：“陛下，时辰已晚，是来日再议？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