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时候诸州不能齐心共奉幕府号令，单凭长安一地，哪怕经营得再好，又怎么能够抗衡得了神都朝廷举国之力？

所以这一次行军，真正的作战目标还在其次，李潼主要目的还是要考察一下各州政治形势。如果某州官员明显表现出对他的抵触，那就要考虑直接替换掉。

虽然眼下他也没有直接任命刺史并诸州上佐的权力，但是可以打小报告啊，我的盟友李昭德可不是吃素的。更何况，朝廷如果处理的不能让他满意，他大可以对他四叔履极一事拒不表态，我还可以呼唤我三叔啊！

当然，李潼自己虽然考虑复杂，但对这一次行军，态度还是很端正的。在出兵之前，为了鼓舞士气，他便先将此前长安定乱的军功进行了一番封赏。

朝廷给他虚名不小，但实际的钱粮供给却完全没有。所以这一次李潼在准备授赏规格的时候，索性也就把朝廷那一套固定的章程甩在一边，按照自己的规矩来。

长安此次定乱，政治意味更大，可若讲到实际的作战过程与结果，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几乎没有什么军功斩获。

按照朝廷此前的尿性，这样的作战顶多是转勋几阶，实际的惠利则几乎没有。这也是神都朝廷根本不支援钱粮的一个原因，否则就算朝廷再艰难，肯定也要挤出一部分钱粮来犒赏大军，否则军队真就成了将领私曲了。

幕府眼下要比神都朝廷阔绰得多，所以也是钱帛大用，封赏出了钱三十多万缗、绢二十余万匹，均分在每个士卒头上，每个人所收都有十缗。

十缗即就是一万钱，按照长安谷价一斗二十五钱，一斛二百五十钱，折粮便是四十斛左右。实际上，长安由于闹乱以及失治的缘故，粮价本身就是偏高。在河东这些漕运发达的地区，一万钱往往可以购粮五六十斛。

唐代亩产除了京畿周边上等良田可达两斛以上，一般的农田岁收平均应该在一斛上下。所以这一次封赏，相当于五六十亩农田的岁收。

代北道大军去年九月前后被征发，一直到今年年初，几乎每一个被甲士卒都获得了这样份额的奖赏，虽然谈不上丰厚，但也可以保证家人没有饥馁之患，少了后顾之忧。

毕竟几个月行军虽然辛苦，但也没有遭遇什么大战。就算专心在乡中侍田，且不说有没有这么多土地，单单耕种五六十亩的农田，也绝不是什么轻松活计。

而且代北道这些老卒，本身就得到了优待，普遍得赏都要比关中新召之卒搞了两三缗的赏钱，如此自然群众满意，军心稳定。

在发放这些封赏的时候，李潼也是讨了一个巧，主要以钱帛为主。大家领了钱，可以寄回乡中，让家人们在乡里购粮，这样可以免了幕府在存粮上的压力。

军士们领了钱，扣除一部分需要寄回乡中保证生活之外，还可以在长安市中进行消费，购买一部分乡中所没有的物产，一并寄回乡间。

关乎自身利益，人总是不失算计。长安作为一个雄大都邑，哪怕新经闹乱、略有萧条，但市中售卖的物货种类也远非其他地境可比。在长安购买一些物货，无论是留作自用，还是家人转手售卖，都比直接寄钱回去要划算得多。

所以赏钱入手之后，军士们的购物热情也是高涨。幕府倒也没有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在发兵之前特意留出几天，轮番给了一些假期，让他们入市消费。

如此一来，这些赏钱大部分还是留在了长安市场中。至于军士们采购的物货，诸如各类调料、成衣并器物等等，本就是不是什么稀缺商货，也不会给市场造成太大负担。

毕竟长安本地生民本身购买力就有所下降，对于维持基本生活之外的商品，没有太大的需求。军士们轮番入市，倒是填补了市场上的空缺，也是一次民众们自发性的物货调配。

军士们购买的商品，则由宝利行社负责运输、送往各自乡土。李潼打算将宝利行社的飞钱业务向河东进行扩展，这也正好是一个机会。

眼下的飞钱，主要是集中在官府与商户、商户与商户之间的结算，民间禁止流通。最小面额，仍在一百缗以上，普通民众平常也根本没有机会使用这么大的面额。

因此，飞钱仍然是属于一种票据，而并非通用的货币，未来李潼也不打算继续下放。古代这种生产条件与物资基础，本就不具备发行信用货币的条件。

小民生活状态本就脆弱有加、几乎不具备对金融产品的抗压能力，滥行飞钱，既会伤害到他们的生活，对飞钱本身的运作体系也是一大伤害。

至于商贾和豪户，抗压能力更强，而且多涉大宗交易，需要更加便捷的结算方式，飞钱就是专为他们准备的，不会因为寻常小事就进行大规模挤兑。

更何况，谁敢挤兑，那就是质疑老子的执政能力，找收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