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与中美两国推行的总体战争策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原因就是，中国与美国都需要利用盟国的人力资源，让盟国承担部分军事生产任务，从而减轻本国军事工业的负担。比如在东方同盟集团内，中国只负担了百分之四十的军事化工生产任务，其他百分之六十的军事化工产品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与印度等国承担。如此一来，这些国家所能用于民生产业的人力资源就大大减少，从而不得不放弃一些劳动效率低下的行业。这其中，由以传统农业为主。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盟国的农业产量在二零五三年都大幅度下滑，不得不从中国进口农产品，以确保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供给量高于消费量。

这里，就涉及到了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仅在二零五三年，中国就输出了大约三亿吨物资，其中包括一亿三千万吨粮食。到二零五四年，仅粮食输出量就突破了三亿吨。到战争结束的前一年，更是高达八亿吨。可以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农业工厂生产的粮食，供养了东方同盟集团的二十多亿人。

毫无疑问，这些对外援助肯定不是无偿的。

说得简单一些，名义上大部分援助是无偿的，即接受援助的盟国，只需要按照中国分配的生产任务，完整战争生产工作，就能从中国获得援助。可实际上，具体的援助量，得由各个国家做的贡献决定。

当时，中国在国务院外交部下，专门设立了一个战时对外援助处。

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评定各个盟国所做的贡献，以及产生的价值，从而让外交部在分配援助份额的时候，有一个直接的参考标准。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在这么做，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来援助同盟国家。

这种直接援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既是鼓励其投身战争的动力，又是促使其努力争取更高地位的主要原因。

即便在战时，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比如，在二零五三年的时候，中国输出的粮食并不足以填补粮食减产的缺口，要到二零五五年，东方同盟集团的粮食产需量才趋于平衡。结果就是，在二零五三年，除了中国内地市场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粮食供应之外，只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与柬埔寨的粮食供应比较充足，而后面四个国家，本身就是产粮国，粮食缺口并不大，集团内的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粮食危机，印度的粮食缺口更是超过了一亿吨，导致大约两亿印度人处于饥饿状态。

至于其他民生物资，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情况。

比如，在二零五三年底，因为供应短缺，一块香皂能在印度卖一百元人民币，在中国连一元都不到。

从总体上看，要到二零五五年，东方同盟集团的民生物资产需才能达到平衡。

在此之前，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得为获得更多的援助而奋斗，也就得想方设法的战场上多做贡献。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派遣更多的军队参战。

事实上，在二零五二年底，东方同盟集团就组建了“联合作战司令部”。

只是，这个司令部名义上是“联合作战”，实际上与作战毫无关系，其主要职责只是负责物资运输工作。

当然，利用这个司令部，所有盟国都派遣了部队。

只是，除了非洲之角，那些没有处在战场上的盟国所出动的军队，主要负责的是后勤方面的工作。比如在中东战场上，有五万马来西亚军人、七万印度尼西亚军人、四万孟加拉国军人在后方工作。

现在，盟国不再满足于非作战任务，提出了参加前线战斗的要求。

这样，就得成立盟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盟军的作战部队。

虽然成立司令部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没有盟国质疑中国的领袖地位，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比如，各个国家在盟军司令部里的地位，以及各国军队派遣的军官所担负的职责等等。

作为中国的战争部长，中国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唯一的元帅，牧浩洋在组建盟军司令部的事情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瀚林让他去德黑兰，就是希望以他的威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准确的说，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告诉盟国将军，一切服从指挥。

有趣的是，当时去德黑兰的，几乎都是元帅。结果就是，牧浩洋这个中国海军元帅被一大群元帅淹没了。

还好，谁也不敢质疑中国海军元帅的含金量。

要知道，打到这个时候，中国军队中只有牧浩洋是元帅，戚凯威都只是陆军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