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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上，古代曾经有数条以美丽的丝绸命名的交通要道，它们跨越万水千山，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般认为，丝绸之路大致可以分为：1、草原丝绸之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道路；2、绿洲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为沙漠之路)，指从河西走廊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3、西南丝绸之路，指经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而到印度、东南亚以远的通道。近年来，中外学者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命题，指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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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述的，即是上述几条丝路中时代最久，对促进中外交流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古路又可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更广泛地说，草原丝绸之路是东起大海，横跨欧亚草原的通道，其纵横交错的岔路，又可南达中原地区，北与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接。

从考古学角度去探讨，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内蒙古东部区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已同西方交往。例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厂汗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女神像，与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女神雕像有相通之处，是原始先民们生殖崇拜的反映。在内蒙古阴山、乌兰察布、阿拉善、呼伦贝尔和赤峰克什克腾，分布有3万余幅岩画，其内容为古代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原始崇拜及生产活动等。此类岩画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反映出古代草原民族在广阔的活动范围内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在内蒙古林西县锅撑子山、白音厂汗遗址，出土有许多长条形细石器，这种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在4000多年以前，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细石器文化带。公元前20世纪，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土尔克曼形成两个青铜文化中心，对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产生了影响。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商代羊首曲柄短剑、敖汉旗的铃首曲柄短剑，可以从米努辛斯克文化找到相似的类型。公元前10世纪，北方游牧人驯养了马，他们骑马纵横在欧亚草原上，给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西周晚期，东胡称霸草原，并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东胡的游牧文化经西伯利亚向西，一直影响至波罗的海沿岸。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的触角式刀，以及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中出土的兽形柄青铜短剑，这两种类型的刀剑，分别发现于丹麦哈尔希塔特文化墓葬和俄罗斯的塔加尔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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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以其名命名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在内蒙古北部，以及陕西、宁夏、山西、河北北部，包括欧亚草原地区均有发现，但时代最早的标本，出土于早商时期(公元前15世纪)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遗址的晚期墓葬中，这说明统称为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即起源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周围文化产生了影响，也吸收了周围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与欧亚草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草原地区不仅循草原丝路与西方往来，而且与中原地区亦有密切交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蚕，反映了养蚕业从中原向北传播的情况。而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型碧玉龙和小型玉猪龙，则说明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习俗，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发源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原与草原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内蒙古出土的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青铜礼器、丝绸残件、象牙雕尺、漆器等，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草原地区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兴旺，与草原上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匈奴全盛时，其政治中心在漠北草原，以龙城为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部)，该城遂成为中原文明、西方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彦乌拉匈奴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汉朝的锦绣织物，用彩丝绣出流云、鸟兽、神仙骑鹿的图案；还出土有安息、大夏、小亚细亚的毛织品，上面的图案有植物纹、鸟兽纹及人物纹。另外，在丝绸上还绣有形同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人物形象，这种把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丝绸刺绣，应是匈奴人的作品。这些考古资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密林西迁南下，建立北魏王朝，初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其政治中心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可以南控中原，北领草原上诸游牧民族。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突出地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中。其早期的“昙耀五窟”，佛教造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西部一带)艺术风格，还有中亚地区服装的特点。经考证，南北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的由长安西行的丝绸之路，在甘肃武威附近分出的道路联为一体，这条道路沿内蒙古阴山河套一线到达今呼和浩特和山西省大同市，又继续东行，经燕山、七老图山至内蒙古赤峰南部和东北各地。在这条路上，先后在银川、呼和浩特、大同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在宁夏固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还出土有产自西亚的金银器，等等。这些出土文物，证明沿阴山河套东行的草原丝路的南线曾相当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已经紧密联系为一体。

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全盛时期，唐太宗被草原各部尊为“天可汗”，各草原民族的君长来长安朝拜，多走阴山河套一线的“参天可汗道”，中原与草原丝路的联系畅通无阻。之后，唐王朝在北部疆域建五大都护府，直接控制中亚至辽东半岛的通道。其中，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土默川上建的单于大都护府(故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的政治地位最高。该城为突厥人阿思德为唐高宗的儿子李旦筹建，李旦后来做了皇帝(唐睿宗)，单于大都护府也成为通往草原丝路的商贸中心。土默川平原三面环山，一面向着黄河，有通衢大道与中原相连，在北方草原长城地带是一片形胜之地。考古工作者在土默川平原上，多次发现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出土了弯月形金冠饰片及东罗马商人的墓葬；在阴山山脉中，还发现有突厥人的石人墓，这些都是唐代北方草原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