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高利放下捋着胡须的大手，从裤兜里摸出一支烟斗，嘴角不觉浮现出一阵鄙夷的微笑来：

“这个日本猴子，就是命好而已。在上海失败前就被徘徊了关东。不然的话，中国的那个神秘将军释放的上海战俘名单中，就该也填上这个猴子的名字了。他妈的，他这么一掺和进来，还真是叫人有些头疼啊。”

这两位苏联红军蒙古秘密占领军头头，嘴里说的德王，在清末民初所谓的“蒙古独立运动”中，主张独立和自治、尤其是在对内蒙的划分上，叫嚣得最为激烈的一位蒙古王公贵族。在此后的突击营建国蒙古的进程中，这位臭名昭著但也颇有声望的分裂分子，将给孟遥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当然，这是后话了。

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名为那木济勒旺楚克，世袭该旗的郡王。其父于1908年去世后，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应该说，在德王的成长过程中，正是晚清中国社会最为黑暗和饱受列强欺凌的时期。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穷其一生为他的所谓“独立和自治”摇旗呐喊，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的是放垦开荒政策，到了北洋政府时期，为了在该地攫取更多利益，更是得到了加强，不仅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 1928年更是改为权力更大、范围也更广的行省制度，到处设立垦务局，从而引发了大面积的抵制、反抗放垦斗争。

自1929年起，境内先后有前郭尔罗旗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等。

这也为时年不过二十多岁的德王提出所谓的“改革旗政，出问蒙事”的梦想，无形中提供了广阔的现实舞台。

1930年，以吴鹤龄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因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了庞大的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

时任锡副盟长的德王立即抓住时机，联合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趁机通电宣布成立所谓的“蒙政会”。以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整个事件咱中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

与此同时，德王还派私人代表秘密面见蒋介石，一方面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的情报，表面请示实则威胁，用这种手法从南京政府和日本满疆政府中骗得了多种请拨经费和名目繁多的军费开支。

这样声势浩大而又两面暗中使劲的一场所谓独立运动，自然得到了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

1934年3月，正于中国工农红军打得不可开交的南京政府，被迫批准成立“蒙政会”，并在其后的四月间在百灵庙举行了隆重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

由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修成了“蒙政会”这样的正果，也不得不让人感慨真是乱世出英雄，乱世俱是奸雄横行啊。

不过，犹如一阵旋风刮过的突击营骑兵军，对德王而言同样也是虚惊一场。除了一路呼啸而过之时，顺手又捎带着灭了一些匪患之后，压根就没有任何逗留的意思，连所有军队惯常的走一路一路都要鸡犬不宁的现象都没有，仿佛真如他们自我宣传的那样，“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于是，真正坐卧不安的，最后只剩下三个人了。

没错，正是历史上那三位坐拥青海、宁夏、甘肃等西北重镇的“三匹恶马”——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

原因不说都知道，因为像一路旋风刮来的骑兵军，一路走，一路都没有停过。可是到了西北境内，他们却突然停了下来，而且恰恰偏偏停在了他们正在调兵遣将的各个要隘上，有时走走，有时停停，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而更要命的是，一封接一封来自南京的急电，既让这三匹“恶马”打出一口气，又让他们从心眼里泛起一阵阵的苦水。

电文不仅多、快，而且前所未有的严厉和直言不讳：

“着令西北各部，对突然入境的不明骑兵武装，决不可轻举妄动，违令者将严惩不贷。”

这是为什么呢？

电文之后，终于有军政部大佬以私人名义打来了一个暗示电话：“委员长猜测，前日孟遥将军言明将去西北自行考察，很可能与此事有关。”

他妈那个巴子，如果真是这位爷大驾光临，谁还敢太岁头上动土啊。

马步青、马步芳和马鸿逵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最后都是以苦笑一声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