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次战争我们只要舍弃一些利益，日本人就会止步停战，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要的是整个中国亿万里的大好河山，并非是点滴钱物，所有挡在日本人面前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会毫不留情的将其摧毁，很不幸，党国此时便是挡在日本人面前最显眼的一块绊脚石。”

“那又如何，到头来日本人还不是要和党国和谈？”老头子不以为意地说道。

“委座，日本人之所以和我们和谈，完全是因为他们打不下去了，之前日本人之所以如此强硬。完全是因为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军方普遍认为只消“对支一击”就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说事变能在一个月左右解决，甚至于还喊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之言。日本陆军省则把中国看成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所以就像近卫文磨说的那样，他们不以党国为对手，在他们眼里党国根本就不配成为他们的对手。”

“但是，由于我们的奋勇抵抗，日军的速决论破产。日本国力大部被消耗于中国战场而无暇他顾。战争的拖延使日本内外危机加重，因而急于结束侵华战争，这一点想必戴局长要比我清楚地多，委座可以让他说一说现在日本国内的形势。”孔祥熙当即说道。

头子转头看了看戴笠，然后说道：“雨农，日本国内的局势当真如此不堪？”

戴笠稍稍整理了一下脑海中关于日本的资料。然后起身说道：“回委座。日本国内的情况确实很不妙。”

“如何个不妙法，详细说一说？”老头子道。

戴笠道：“从第二次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国力的穷困日益表面化。具体表现为：军事上进退维谷，疲于应付；经济上危机重重；政治上动荡不安。”

接着戴笠又继续说道：“在全面侵华初期，日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日军也为此付出了伤亡数十万人的代价，进攻势头猛减，军队士气日衰，这一点在第二次武汉会战之后表现的尤为明显。我军虽也伤亡惨重，并一度锐减到不足百万人，但党国并未屈服，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梦想落空。”

“到目前为止，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日军却落得100万陆军陷在大陆动弹不得的困境。这让日军内部很多人都感到，依靠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变对华政策，由战求和，成了日本的当务之急。”

“另外，七.七事变后，日本从英美等国购进大量战略物资用于对华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消耗了大量的黄金，使日本的黄金储备锐减，影响了金融的稳定，造成日元大幅贬值。”

“同时，由于战争的扩大和延续，日本扩大了军工生产，将不少民用工厂转为军用，引起电力供应不足，这使1939年原定的军工生产计划仅完成80%，造成前方武器弹药的缺乏。限制用电及民用工厂转军用，使民用品供应紧张，部分资源被统制，社会上数十种商品被限制购买，影响了国民生活。”

“更为严重的是1939年日本国内和华北占领区发生的旱灾，引起了粮荒，日本进入了缺粮时期。在东京和大阪等城市，粮荒表现的尤为严重，市民每次的购买量被限制在二升以下。粮食问题造成民心极度不安，发展成为阿部内阁倒台的最大因素，接着组阁的米内内阁任然为此问题而苦恼。”

“此外由于党国以及海外华侨的干预，美国对日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对日本也是一大打击，在此之前从美国进口量占日本海外总进口量的近半，其大宗战略物资是从美国进口。”

“还有就是政治上日本也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危险境地，短短一年内，内阁四易其主。从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倒台，到现在日本政府共经历了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正3任首相，现在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则是一年内的第四任首相。这使日本难以维护政令的统一和延续性，也加剧了派系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这些情况，自然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普遍不满，使国民反战情绪滋长，国内对解决事变的焦虑和国民生活上的不安弥漫着全国，加重了日军统帅部的压力，所以日本方面才会急于和我们和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