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这会儿正想听人说说话儿，好缓缓思路，见他放心便道：“说说吧？”
王振心头虽欢喜，但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机会错过一次少一次，下一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碰上，他可马虎不得，皇帝的事情说大也不大，这些时日他来往内阁，倒也听了几个阁臣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说起过苏州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说到底还是洪武爷用典过猛，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里，大约有十五万贪官人头落地，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重典治吏”短期有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慑作用逐渐削弱，既得利益阶层不断增多，最后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所哀叹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出现“天下繁剧难治之郡”有九，这九个州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吉安、开封、温州、琼州。在这些州中，又数苏州更甚，赋税繁重，官员冗多而**，百姓不堪负担。苏州地处要冲，周边驻军很多，驻军的扰民问题也很严重，甚至公开在长江、太湖中抢劫商船，杀人越货。此外，民风奢靡，重享乐、工巧取，妓院赌场遍布大市小镇，地痞恶少结帮团伙，横行城乡，社会风气与治安状况十分恶劣，在这种风气下，苏州就造成了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增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的局面，而想要扭转这种局面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一声竟不敢开口。
朱瞻基倒也不急，身为皇帝眼光自不一般，这奏折的问题，他其实早已看明白，之所以想让王振谈谈看法，不过是想心头的那点主意还不确定而已，想多一个人说说，或许能有些好的建议而已。
约莫过了两盏茶的功夫，王振才吸了一口气，对着朱瞻基行了一礼，朗声道：“洪武初，tai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赋税看似重些，但那是洪武爷鉴于我大明社稷未稳，百废待举，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财政急需该地区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扶植生产，又通过临时性的蠲免、降低官田科则、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说起来，这些号令对苏松一带大大有利，洪武四年，朝廷曾下诏“免江西田租”，其诏曰：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皆以中国精锐，屯守边要，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黎庶，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事宜得已。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据，狼驱蚕食，资财一空。归附之后，供给繁重，已九年矣。两浙归附以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亦四载于兹。今虽扫除，尚未苏醒。其免今岁秋粮。……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唯尔下民，体朕至意！“苏州等地赋税虽高，高的却是留守的寻常百姓，他们为了完纳苛重的赋税，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说到这儿，王振抬头看了一眼朱瞻基，见他点了一下头露出深思之色。心头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些话儿，这些时日他在内阁听了不少，此时加以自己润色理解，一说便说到了问题的关键。
朱瞻基道：“王先生所言极是，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困于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此举着实对苏州百姓不公，可那些大户只怕未必？“
王振本就是个机灵的主儿，一听皇帝这话儿哪里还不知该如何说了，急忙道：“陛下说的是，自我朝洪武始，通过迁徙富民、籍没诸豪族及富民田等手段，促使江南地区大量民田向官田转化，直接从土地上以私租额征收剩余产品，该产品兼具地租与赋税两种性质，所以官田税额在数量上要高于民田，抄没官田又高于古额官田。到了明洪武时期，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官田赋额更高，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所有官田都是租给农民耕种的，赋税都需人民承担，因此税负奇重。洪武以后，官田数量极大地超过了民田，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1/15，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我朝当时全年的田赋收入约三千万石，其中浙江一省大概要征收二百七十五万石，约占全国的1/10；而苏州一府七县竟高达二百八十一万石，超过了浙江六十六县的税额之和。苏州共垦田刘万陆仟零五十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的1。1%，而缴纳的税粮却占全国的9。5%，由此可见苏州人民的负担之重，不逃亡就会被困死，然后在我洪武一朝，苏州赋税极重，且尚能按时上交税收，到建文帝即位后曾下诏：国家有惟正之役，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期？今悉与减免，亩毋踰一斗。但其享国日短，成祖践位后改革措施俱废。我永乐帝北征蒙古、南荡安南，遣郑和通使域外，疏浚运河、营建北京，国家军政耗费的增大，使得江南赋税极大，拖欠还不大，如今才过洪熙一朝而已，赋税累积如此之大，这其中固有百姓逃亡，但在奴才看来，多半是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才造成了如此局面……？“
王振见朱瞻基没反对，想起前些时候听夏元吉说过，苏州赋税年年亏欠，除了百姓逃亡，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漕运管理混乱不堪，粮长“大斗进小斗出”；没有固定储粮场所；没有收运记录等弊端，助涨了贪污之风。正是由于管理不清，官吏们才有机可乘，徇私舞弊，贪污成风，敲诈成性，更增加了百姓的痛苦，许多的百姓是饿着肚子种田，冻着身子织布，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的收入还不够缴税——，又细细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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