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李斯的分析相当有见地，日后形势的发展也与他的分析有许多吻合之处。李斯是秦始皇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观点在秦始皇那里有相当分量。再加上中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稳定中原局势显然比贸然进攻北方更为妥当，秦始皇只好将北击匈奴的打算搁置下来。

但六年后，胡人的威胁越来越大，秦始皇感到帝国时常受到危机，一番思量后，不顾中原未稳定，确定先消除大秦帝国隐患，他委派能征善战的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强将向匈奴发起了强悍的冲击，一举收复了河南与榆中地区，第二年又收复高阙，直抵阴山及河套地区。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抵不过蒙恬的攻击，还担心东西两翼受到袭击，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

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应该是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秦军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言，反而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烦。

匈奴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令秦军非常头疼，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池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修城御敌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各诸侯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被称之为长城。战国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也相继修建长城。

修筑长城御敌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举，但却被秦始皇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秦代以后，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寥寥无几。

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形成了长达一万二千华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不仅筑长城，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

在今天看来，长城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黎民苍生来说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后人也将这件事当做秦始皇的暴政之一。

场上一片沉默，唯独杨峥在不停的说话，这会儿稍微停顿了下，继续说道：“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隋、唐、宋、元、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才有了我大明，可以说中国正是用为秦始皇修了长城，才保护了我们中原的先进文化，保护了我们民族不被外族侵略，可当时有几个人会这么看，会这么想，他们的目光只盯着始皇发兵三十万，孟姜女哭断了一段长城，却不想若不是秦始皇发兵三十万，匈奴入侵又死伤多少呢？”

杨峥这番话儿是站在两世为人的立场上说话，无论是目光、还是胸襟自不是当代人可比，尤其是他明确摆明了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功勋，这让众人感到有些意外，他们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对秦始皇修筑长城一事，一直认为是其暴政之一，而那孟姜女就是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罪证之一，即便是一些开明的史学家也认为修筑长城是秦始皇残暴的一面，他们敏锐地指出，秦帝国看似解决了北患，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游牧民族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灭秦者胡”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痛。长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汉唐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长城，而是其开放的文化与国力的强大。

宋代不是修了长城么，还不是被辽国、金国、西夏、蒙古欺负，所以长城从来就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他们始终认为，修建长城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修长城抵御外患是一个怪圈，几乎达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修长城下的工夫越大，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担心就越强烈，国家的钱财耗费也就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更弱。国家没有哪一年不为修长城耗费巨资，但长城的功效与价值却并不能体现出来。长城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长城，因为防线过于漫长，僵化消极的城墙很难抵得住敌人的突然来袭，在他们看来，守国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杨峥如此肯定长城，还是头一遭，一时竟忘记了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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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