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盐茶还有其他商税收入总和在一起，则在国家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 当是远超过一半。

事实上，这还是常规的税收，如果算上其他临时征收的则就更多了，比如“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这就相当于对每个商人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了”。这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在“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卢）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敕既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这样对商人的名为借取实为掠夺，在明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再看看赵宋一朝商业上税收了，“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84.7％”。仅仅“茶、盐酒等坑冶榷货”收入已经达到整个财政收入的56％至多，而农业税在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少于20%，可以说大宋能延续三百年，商业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而到了大明一朝，昔日的商业竟让大明皇帝弃之不顾，即便是如此之低的商业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银子都落入了那些富户的的家中，可以说大宋，仅仅“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那就相当于在明代仅仅这三项收入就达到4752万两白银！！而实际上明代在这三项上的收入有多少呢？“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有这个项目，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总而言之，同样的这三项，在明代的收入只有三百万两银子都不到！而要知道明朝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宋朝，至于盐、酒、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然后宋朝政府从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接近5000万两白银的价值，而明朝政府却只有300万两不到。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商人拿去了，这其中的好处也不是没人看出来，甚至从永乐后，就有不少朝廷官员，遇见了这种局面，规范、增加商业税，壮大商业的呼声也不是没有，但商业带来的巨大利润多半都落入了豪门巨贾的手中，一旦提高势必影响他们的利益，这其中不少有朝廷的官员，可以说，在大明提高商业税无疑是朝天与不少官员在博弈，由于官员的数量庞大，加上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不少，一来二去，皇帝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让这些利益的代言人，在朝廷的实力越来越大，他们一代延续一代，久而久之，想要除掉这个大毒瘤，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次提出，朝廷之上反对的声音不少，不是祖宗的规矩不可破，便是 ‘与民争利’、‘祸国殃民‘。如此一来，加上民间的商业膨大，慢慢形成帮派，反对之声络绎不绝，如此一来，那些纵然有心帮助皇帝去做这件大事的人，最后也被各种帽子扣上了，纵然不能扣上，也相继被排挤而出，所以从永乐末年的增加商业税的呼声不少，却一直没有落实到实处，初年征收的停船税，据说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三杨出面，才确定了这个税收。

这次提出增加商业税收的呼声，从户部发出，这也难怪，大明就那么点银子，可国家这么大，需要的银子不少，这里打个仗，那里派兵、官员的俸禄、赈灾的银子，疏通黄河、京杭大运河，皇宫需要舔着什么东西，这都是一笔一笔的银子，单靠农业税根本不足应付不说，偏生满朝文武百官根本就不信，个个盯着那点入不敷出的银子，差点没让这个刚刚坐上尚书位置的郭大人给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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