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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 位高低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君王和谁去做坏事呢？相反， 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 和样的好人，那君王又和谁去做好事呢？单单一个薛居州能把宋 王怎么样呢？这个典故并不难，王振毕竟是诵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与孟子这番话儿还是能体会到其中的含义，以孟子的话儿说，政治国的国君应注意自己身边所用亲信的考查和选择。因为，如果国君周围多是好人，那么国君也就会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 国君周围多是坏人，那么国君也就很难做好人了。这里的道理并 不深奥，实际上也就是《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所说“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的意思。所谓“昔孟母，择邻 处”，“孟母三迁”不也就是为了找一个周围环境好一点的地方以 利于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吗？孟子是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早有切身体会的了，可谓是说得生动而又有说服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王公公你可要以身作则啊？”杨峥语重深长的道。
王振独自低头思索了一会儿，忽的肃然起敬道：“大人的一席话，咱家受教了。”
“王公公客气了，杨某说得再多作用有限得很，反而是公公任重道远，希望公公可要坚持下去，日后功成名就，也是一段佳话？”杨峥带着几分劝慰的语气道。
王振期初没觉得什么，这会儿思索下来，越发觉得眼前的局面豁然开朗，自己的位置诚如杨峥所言，想要建功立业，关键还在太子身上，而太子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到底就是在国事上有所建树，做些让天下百姓交口称赞的事情就算是立了一番功勋了！局面明亮，就越觉得杨峥实在不简单”。此时再听他这一番劝慰的话儿，竟也能用力的点了点头道：“杨大人放心，咱家知道怎么做了？“
杨峥不知自己这一番话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这么做也只是做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至于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也难得去想，说过就算。
有了这一番交心的话儿，两人的关系也密切了许多，杨峥说了安南的趣事儿，而王振则说了京城事儿，说来说去，气氛说不出好，直到日暮时分，两人才各自退出了雅间，返回将军府邸。
因为按照王振给的准确日期，他返回京城的日子也就是这两日，安南虽平定，局面也紧紧的攥在大明的手中，但一些交代还是要交代，所以晚上的那一顿酒席，杨峥便没去，回去与大小姐、沈艳秋说了一番话儿，便让人请来了阮虎，吕海、萧通等人，做些交代。
三人得到信儿后，第二日一早就赶到了将军府，杨峥叫来徐朗、黄福等人，开始对众人自己交代，因时间紧迫，他也不含糊，交代的内容很简单，主要针对一条鞭法，以及占人、哀牢在商业上的问题。
与一条鞭法很简单，安南既作为大明的一部分，安南的百姓就是大明的百姓，该缴纳的税收不能少，必须按照夏税、秋粮、均徭、带征，确有定额的规定向朝廷缴纳税收，。里胥无由飞洒，奸豪无从规避，简易均平同样要继续保持，这一点必须阮家来维持，这一点没有半分讨价还价的理由，事实上不用杨峥交代，百姓也都愿意上交这点税收，彼此往日的税收，这一条鞭法虽在税收的数目上没什么改变，但好在简化了不少，总共起来只有三步，一是把田赋和繁杂的徭役、杂税合并统一征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摊入田亩，既根据人丁又依照田亩征收；三是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田赋，除政府必须的米麦仍然交实物外，其余以白银折纳；徭役，一律实行银差，无需朝廷催促，这两年每次到了点，百姓都将早已准备好的银子，谷物都送到了交州城，这也难怪，比起往日的混乱税收，一条鞭法后，不但限制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赋役，而且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不仅如此，那些从事商业的商贾可谓是大喜过望，实行赋役折银征收的办法，为交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必然把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促进商业繁荣。徭役折银，农民可自由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也可以用到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对一条鞭法最为拥护，每年上缴税收，他们表现得最为积极，所以杨峥的这一番嘱咐，阮虎答应的最为爽快。
而对占人，哀牢，岁月虽说是彭家的私人产业，但身为朝廷也是可以开展作坊，与彭家竞争，当然了，这其中又有不同，官家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以一种委托的方式，采取特许经营的商家，共同促进哀劳、占人的软料，大明朝廷对他们提供的特许者给予保护，也给予优惠，而身为获得官方认可的经营者，除了缴纳税收外，还要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不可有半分的拖欠，本来彭家进入占人、哀牢就有不少人眼热，虽说在安南，但朝廷不少言官还是很惦记，为了解决这个隐患，杨峥才参照前世的私企以及与国企的经验加以改造，一来彭家与朝廷可以自由竞争，顺应市场，二来，这种良性竞争，也可以给朝廷，也彭家带来技术上的改进，质量上的好坏，以及产量上多少，如此也算是给朝廷谋取了些福利，只要朝廷经营得好，在占人、哀牢这一亩三分地上，还是有些好处的。
当然了，这么做引起的非议还是有一些，但他早就上表朝廷，建议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冉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本没指望朝廷答应，但他显然是低估了年轻皇帝的心思，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如此一来，那些再有异议的官儿，也不敢多说什么，再说了经过杨峥这一番改革，大明这两年，从安南、占人、哀牢获取的银子下少于三十万，这可是一笔巨款，对于国库空虚的大明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是这两年，他在安南做的一切有关经济上的改革，户部，礼部都一大力支持，这固然有皇帝、杨士奇的支持，但也不是从中获取好处的原因之一了，难的是只要杨峥推行的政策在安南、占人、哀牢继续执行的话，这份好处就源源不绝，年年都有，所以言官闹得再凶，也没什么说什么，不少官员还建议朝廷，将杨峥在安南所实行的改革，延伸推进，直接在大明的苏州、杭州、扬州、芜湖、南京、绍兴一带实施，若不是杨峥以时机尚未成熟唯由拒绝了，还真指不定在大明推广了下去，之所以还没答应，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如他所说条件尚未成熟。
依着他的构想，要推行自己这一步，怎么说也是大权在握才行，自己这个二品官儿虽也算得上封疆大吏，手握大权，但所管辖的也不过是安南一府之地，并不足以掌握整个大明的动向，这也是一条鞭法在大明一时没能实施下去，直到张居正挟天子的威严，才赢得了这场税收上的改革。
事实上，一条鞭法早在宣德初年就出现，那时候江南出现的征一法，英宗正统年间江西出现的鼠尾册，英宗天顺以后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至成化年间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弘治年间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和上海)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
万历初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并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万历十年后，西南云贵和西北陕西等偏远地区也相继实行。但即在中原地区，有些州县一直到崇祯年间才开始实行。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蔡克廉倡议，并在隆庆二年由刘光济在江西实行一条鞭法。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前后历经百年。当时积极主张实行的，中央大吏除桂萼、张居正等人外，嘉靖间有大学士顾鼎臣、御史傅汉臣、吏部尚书霍韬；地方官吏中，嘉靖年间有江南巡抚欧阳必进、应天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江西巡抚蔡克廉、广东巡抚潘季驯等，而以历任广东、南直隶、浙江等省高级地方官的庞尚鹏，历任应天、江西巡抚的周如斗，以及隆庆间江西巡抚刘克济、应天巡抚海瑞、凤阳巡抚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但总的看来支持与反对的意见都很多：支持者以为一条鞭法负担公平、舞弊困难、税额确定、征输便利；反对者认为负担不平、无普遍适用性、征银于农不利、容易侵吞等。因此，”一条鞭法”改革历经百年，此期仍屡兴屡废，”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由于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推动，”一条鞭法”才得以通行全国，成为稳定的制度。可见其阻力之大，眼下他自问还没这个能力，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因此也不敢贸然答应。
于税收上他比较谨慎，但在商业上他可就显得大刀阔斧得许多，他利用这两年的时间，除了应付黎利外，倒也对安南大大小小的产业进行了考察，安南总体来说，受中原影响颇深，在商业上也差不多，可以说看到了安南的商业基本上能看到的大明全貌。
这一点通过这两年多的考察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
安南虽战乱不断，但商业却屡屡兴盛，按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安南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安南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黎利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