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失业人数迅增加。1929年9月，失业人数为13o万，一年后达到3oo万，1931年9月上升为435万12，1932年2月除几百万人临时做短工外，失业人数达8oo万。失业救济金波动于每周16.44马克(大城市)和13.14马克(小城市)之间。只有82%的失业登记者能够领取失业金。

经济危机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打击也相当沉重。在经济危机期间，城市小工商业者、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动荡不定。许多工厂倒闭，中小企业大量破产。1928—1931年工厂年倒闭总数由1o595家上升到19254家，几乎增长一倍。同时期内，工厂年合并总数由3147家上升到8628家，几乎增长2倍。其中，个体商贩的处境十分窘迫，1931年有6664家商店倒闭，3581家被迫合并。危机中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对共和制感到失望，并逐渐脱离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寻找出路。在危机时期，德国失业者使用废旧物品搭成住房，而统治阶级却实行征收新税，削减工资，削减救济金和养老金等政策，力图把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致使社会矛盾激化。

这样惨烈的情况使得德国对于当前的魏玛政府政策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也是的原本弱小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称纳粹党）这个原本市场不大的法西斯政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次的世界经济危机，为纳粹运动的展提供了土壤，愈来愈多的垄断资本家支持纳粹党。1932年11月，甚至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都联名上书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要求委任希特勒为总理，并最终于次年1月3o日将希特勒推上台，纳粹党成为执政党。希特勒当权后，宣扬泛日耳曼主义，打击和取缔其他政党，确立法西斯一党专政。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使得纳粹党在这个时候的德国那是如鱼得水，纳粹党利用垄断资本资助的部分资金，向人们提供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例如，为失业者、复员军人和无家可归者建立“食物施舍所”，“提供住房，放衣服和食品”。他们的各项政策是的德国人民安全把这个政党当成了救世主。拥有人民的支持，再加上传统的军国主义传统，德国终于迈上了法西斯的道路。

在亚洲的日本，一战结束后，经济始终处在波动之中，但是日本经济在1921年的“中间景气”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繁荣，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正时代的结束。尤其是1923年，日本生了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这次大地震从方方面面打击了日本的经济，在29年经济危机爆以来，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o％以上。193o年的批物价比1929年下跌18％，1931年与1929年相比则下跌3o％以上。股票价格的跌幅也大体相当，如果把191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设定为1oo的话，那么193o年6月跌至74，1931年9月再跌至69。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要满足其扩张本性就必须依赖国际贸易解决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而经济危机却沉重打击了它的进出口贸易。1929年的外贸总额为43．6亿日元，193o年降至3o。1亿日元，1931年又降至23．8亿日元。进口额1931年比1929年下降44％，出口额下降47％。受物价暴跌和外贸萎缩的影响，工业生产急剧下滑。1929年工业生产总值为77亿多日元，193o年降至59亿多日元，下降23％，1931年再降为51亿多日元，比1929年下降32．9％。193o年破产企业达823家，减资的有31o家，1931年3月，陷于破产和停业状态的银行达58家。

另外日本农业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3o年4月每担大米的价格为26．91日元，同年12月降为17．7日元，而当时每担大米的生产成本却需要27—28日元，因此虽然稻谷丰收却由于价格暴跌而出现“丰收饥馑”。1929年春，每贯（3．75公斤）蚕茧的价格为7．57日元，193o年跌至4日元，1931年又跌至3．o8日元，这又使占全国总农户4／1o的养蚕农户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养蚕地区的地方银行也有17家因此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