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曾说：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周作人则在日文版的《骆驼祥子》序言里说：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正红旗下》又把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在对母亲、大姐、福海二哥、定大爷等人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饱蘸着浓情，抒发了感激、怀念之意，意味丰厚深沉、瑰丽迷人。

反派角色上，大姐夫、大姐公公婆婆、姑母、多老大、牛牧师，身上载了更多的民族文化负面性内容，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画。

像大姐夫一家，父子都是武职，不知带兵打仗，却养了鸟，咳嗽、发笑如何更艺术，都很讲究。可是威风只在嘴皮子上，平时需要借赊，寅吃卯粮，连卖烧饼的都敢骂他们。在对他们平淡的叙述中，有着对全般历史真实的自省与逼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第二章）。

旗人“末世人”的境遇，受到旧、新时代的双重遗弃，使他们自甘作了“末世人”，透出历史的沧桑感和哀歌的色彩，满盈了悲剧美学意蕴。

而作者将批判推进到旗人社会，那是他最有心理障碍的领域。

《二马》里有过一句名言，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正红旗下》是对这“出窝老”的文化的深层次检讨和自省。

围绕“我”的降生，牵出主线，展示各类满族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不网人的生计处境，和迥异的心理状态。

中间多数是寄生的、没落的、浑浑噩噩的、空虚沉沦的，害怕维新变法。另一类却欲从中挣脱，自食其力。也有在作斗争的。都很年轻，却处处受制约。

经过这些揭示，我们不难发现，清朝社会的基础，八旗制度，如今有流水落花之势，社会出现急剧分化和精神危机，调整变革的路都不通了。

在旗人社会特定的历史框架中，作品还填充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不啻是京师旗人生活风情的博览。

如果说拉伯雷把一切生活都纳入狂欢节的快活的时间里的话，那么，老舍的故事则多是浓缩在各种各样的节庆时间里。

所以，拉伯雷把生活节庆化了，表现的是西方的喜剧形式，狂欢化和浪漫化。老舍则把节庆生活化了，表现了中国的喜剧形式，生活化而现实化。

《正红旗下》是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特色的——倘能更从容，他完全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

艺术的规律是，熟悉许多农民，才能创造一个成功的农民形象。对于写“新生活”“新人物”，老舍很吃力不顺手，有隔膜之感，老抓不住要点。而那些宏大的历史题材，他配写，也只有他能写，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风声鹤唳一类的玩意意味浓。

1960年写话剧《神拳》时，他就尝试回到30年思考过的题材上，写那部家族性质的历史小说了。

当时，“左倾”思潮得到抑制，创作自由，题材多样化得到提倡。他才全力投进来。写得很辛苦，要什么字都需想好久，描写什么就需要什么语汇。

然而，大约动笔半年后，他停笔了。

为什么呢？

胡絮青于《写在（正红旗下）》一文中说明道：1962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像《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此后，他真就很少再写什么了。

问题是，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写作的人，自说自话，为写而写，不跟风，不看风，写出来再说的？《红楼梦》作者可曾看人脸色、受人影响而不写？可曾顾虑到能不能发表？所以，这的确也与老舍自身性格上的不坚定有关。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太爱生命、痛苦眷恋着精神世界的精魂，让我们仿佛听到了他在《断魂枪》里，那声声的“不传！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