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北地银行也不可能按照这种算法发行货币。

这其中还没有计算封天自己的企业向西方世界出口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国内的收益与之相比，简直不成比例。

丝袜的销售劲头现在正猛，年销售额估计有数十亿美元。

不仅如此，封天还让他的欧洲企业大量贷款，已经达成了二十亿马克的长期贷款。

所以说，北地不差钱，也不可能印一些不值钱的纸币，可以预见，北地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一定是硬通货。

北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暂定为一华币等于一美元。按照银元与美元的粗略比值，一华币相当于三个袁大头。

依照现有北地的等级设置，最低工资为五元钱，折算十五个袁大头，每个人半年的薪水三十元华币，嗯，相当于九十个袁大头。

按照六百万人付薪水的数量计算，北地政府要付出一点八亿北地华币。

据说，新成立的商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元，巡长16至18元。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银元，最高40银元。

到19年，商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0大洋。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大洋，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

与之相比，北地的工资水平相当高，五元北地华币相当于十五个袁大头，也就是说刚才加工作的工人就相当于商海的熟练工人。

这还是最低工资，按照企业工人的等级，最高级别是十二级，其月薪是八十北地华币。而行政职务、技术以及军队职务分十八级，最高达到月薪一百六十北地华币。

可以说，北地人超级富裕。

这个时代，银元是硬通货。

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

在四川山城，196年，大米1斤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

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元。

汉口方面，19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198年，商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00元。这个价位作为北地最低工资的工人，五个月的薪水就可以购买到手。

19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商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

住客栈，每一铺位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

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

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00元，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0圆左右；一间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

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0号日记）。

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5块大洋（据吴虞19年月6号日记）。

再后来吴虞去商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据吴虞194年6月4号日记）。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0块大洋的工钱（据吴虞日记）。

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

这说明民国时期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