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自郑和之后，明政府一直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再派人继续郑和那样的对外贸易和沟通，同时也关上了了解世界的窗口，更谈不上学习外国先进科技了。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o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是明朝之初国力强盛的直接体现。

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更比迪亚士早57年远赴非洲。

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建文帝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

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展中国家及不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都是这一传统的表现。

中国强盛，万国景仰，这大概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吧，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领土要求，这是因为我们一向都很自负，天朝上国，万物丰盛，何必去抢人家的破衣烂衫？

但正如俗话所说，锋芒自有毕现之日，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当它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威服四海的时刻自然也就到来了。

郑和的航海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郑和之后明政府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

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防范蒙古。

另一个原因应该是财政上的考虑。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

到了明朝宪宗年间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

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因此，明政府规定，除了皇家特许外，民间百姓一律不得出海，否则就是犯罪。

这种政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明朝，从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动是犯罪行为，民众一出海便成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为有所现而成了民族英雄。

不同的政策锁定了海洋活动的方向，在明朝，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封锁了海洋，以至于造成了在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海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缺位。

明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已经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了，那些番外小邦只需来朝贡便可，自己则已无须再走出去。于是，从官方到民间，都开始了固步自封坐井观天的心态。因而，洋人在这一百几十年里，对于明朝的民众来说，是既陌生且落后。

墨离点头说道：“其实，单就科技和经济方面来说，西洋人由于吸收了我华夏的文明科技并不断创新，这些年来已经开始力并赶我华夏了！如果我们再不奋起，加快展民生展科技的话，将来洋人就要来奴役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