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也的确真不少，只要和金庸稍稍相一点关的，哪怕是”幕僚”、“膀臂”，也都值得信手剪贴，挨个介绍，以为资料充分就好整理、好写，与众不同，那一定是个误会。

“好写”不同于“写好”，它缺少了在梳理、剪裁、分析资料之上的，独到而富有深度的看法、见解，即司马迁那种“良史”的笔法，更不要说能走进传主的心灵里去，同感悲欢了。

一部《史记》，穷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学养与时间、心力，《金庸传》的作者，却是用一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就打发掉的。此间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例如，金庸的爱情、婚姻，在过去那十来本传记里，都少有涉猎，略作叙述。这诚然受传主尚在人世，不便透露与发表意见有关，但既为“传”，既决意为之，就应当敢于挖掘，评头论足，秉直行笔。

如此看来，多数传记是因着传主能传世，而有一定市场的。

我研究最多的几个人物，钱钟书、曹雪芹，包括金庸，单传记每位就读过有五六种之多，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扫描到了，注意到了各人写法的不一样，许多细节倒大同小异，互相“抄袭”与“复制”，没留下太多的深刻印象。

尤其中国人笔下，往往注意罗列具体的事情；外国人却好提炼，拔上一个高度，站在世界范围的视角上，作平视或俯视，有典型化的细节，很具深度。

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胡志德写的《钱钟书》，和中国人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孔庆茂写的《钱钟书传》，体例上就很不雷同，发现也大不一样。

这不能苛求作者，都写成名著经典了，就没几个敢于操刀下手了，尤其是那些快枪手。毕竟很少有传主是因作者而得传世的。

有谁还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皇后、一位奥地利公主是谁呢？

是茨威格的《断头艳后》，方使她传了世——只因做着国王的丈夫，缺点子性功能，安托瓦内特不得满足，天真、简单、**，就引致了社会的不满与动荡，一个王朝垮了台，她本人也上了断头台。茨威格是把这个人“立”住了。

这恰恰是众多《金庸传》以及这本《金庸传》的最大缺憾。

过去，我满以为自己对金庸是不乏了解的，读过他所有的小说，也看了他的一些随笔，就写了有关他的两篇文章《金庸透视》、《无知无畏的王朔》，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发表，得到好评，收进一些书里。现在回头看，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怎么知底，写时有点“想当然”，倒是敢下结论、敢批评，自己快悦了一把。

如果预先把傅国涌这书里透露的资料全部看过，再来写他，那一定会更加丰满而切实。这恐怕是傅传最“抢眼”的地方。

不过，它好比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只作了后人研究“文革”的一手资料，文中所提倡的“说真话”等等，照林贤治和我的看法（《读懂巴金》），那其实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

喜耶悲耶？

2003年7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