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老庄道家里的“无中生有”“有归于无”，兜转回到起点，这时候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兜转过程本身也就是我们生命运走的全部轨迹。

因此，《乡谣》更像一部艺术与人生的启示录，从中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影子。

小说着力描写的恰恰又是最普通而普遍的人的生活——婚丧嫁娶、吃喝玩乐，生存的艰辛与劳作的不易，主人公每一步都是坎、每一时都有难的悲与苦。

平常人的命运不正是这么一个样子吗？

难怪作家想把小说命名为《日子》——平常实在、多苦多患，又不乏乐趣与滋味的日子！

此外，小说还写了些“小人”，都是很容易得志的那一类“小人”。文革中就靠整人起家，经济建设年代，又做上弄潮儿，非仅致富发家，而且再一次上台做起了官，照旧党同伐异。

这怎么解释呢？作家说钱和权是通连的，为了两者可以不择手段。受其影响的就不仅是二祥等一两位在底层辗转、挣扎的百姓们的命运了，而且是我们生于斯、养于斯、长于斯的整个民风的好恶。

生而为人我们的日子就无可避免地受着这一宿命的制约。

可见，作家的历史意识十分强烈，从中我们既看到了整体的社会风貌、世俗人情，又不难发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冲突纠葛。这同样非为余华之《活着》等寓言式小说所能具备；在后者那里，人物关系尽量地单纯、单一，比沈从文先生高度诗意化了的“边城”世界还要单纯、单一，仿佛是置身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里的“寡民”，因而余华小说里的人物命运虽然很让我们唏嘘、感叹，但故事本身却显得过分特殊化、简单化，打动心灵的力度、深度因之而受损。《乡谣》却避免了上述那些缺陷。

另一方面，作家的语言也是一流的，比之余华的干净、简练又多了一层厚度和意味，更属于乡土、民间与民族，越琢磨越出滋味。这与它写江南吴越人家的水乡生活一致——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体现这一文化的特色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大众化的语言没有特点，方言吴语别人又不懂。于是穷则思变，作家就找了些既带地域文化色彩，又有汉语普通话基本特色的词汇。人物称谓则保留当地方言里的叫法。加之对地域文化遗产进行开掘、收集，把文化特色融进来，尤其是民风、民俗、风土人情的渗透，里面流走一种灵动的东西，从而显示出个性。

2000年11月，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