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能够确定的是在对人物深层次意念（而非心灵）的把握上，全书在构思时的匠心是独特的，对真实生活场面的印象感知，语言文字的刻意追求，都具有过人的才华。

有才华却不能无所节制地上升为唯才华，只有才情并茂方可以堪称一流。《尤利西斯》“才”有余，排掉了“情”，而没有作者本人酣畅充沛、饱满炽烈的“情”来熔炼文章，文章的语言说法就不能在深厚思想的催化下奔流活跃，闪闪放光。

大概这是一切“现代”派作品的先天缺陷吧？

至少这种“病”在当代中国的多数作家身上比较普遍、突出。他们在学习“意识流”大师们的手法时，往往学来了一些皮毛，学出了浑身的“毛”病，在无根无底的基础上，生吞活剥出一些痴人说梦式的“诗歌”

“小说”，委以“现代派”，实际上苍白浮滑。加之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漫长的100年里，已经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天道”论在作怪，面对现实社会里的种种不公正，面对日益物化、人们对此尚麻木迟钝的时代，作家们回避现实，玩弄语言与形式技巧，整个文学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方向在病态发展，普遍地放弃了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认为：“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这正是“理想正义”的含义。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应体现这种“理想正义”，关注“人”，关注“个人”！

《独立宣言》的执笔人、美国总统杰斐逊就主张，政府的一切政策都要保护“个人”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此，他同主张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汉密尔顿成为政敌。杰氏的观点正是基于对“理想正义”

的深切体会上。连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得具有这种“诗人”一样通达的眼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更该有“理想正义”的信念，站在超越现实之上的理想正义（良知）的高度来观察现实，不畏强暴，去为弱小者呐喊呼吁，而不是视其为“理所当然”了，否则，所谓“现代”艺术也就过多地流于炫耀与卖弄。

西方思想、西方文学的致命弱项就我所知正在这里——对人生的价值、意义关怀不够。

乔伊斯在他的佳作《尤利西斯》中表现的是一种苦闷的思绪，他没有让读者跳出来，给他们一个感知作品和人物的“制高点”。尤其在这个个体异化物化、不得张扬的时代，到处充满了生机，也到处充满着不幸！不幸吞噬了人们生活的热情与希望，被迫干着不愿干又不得不干不能不干的事儿；不幸的人们一天天绝望着、自卑着，深入到灵魂深处，把灵魂穿透，使人对不幸麻木了，安于不幸，回归不幸了！于是，普世得不到光明，“不幸的人比罪人更难拯救”，对人间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心凉以死，让自己成为了“物”！

只有在这时候，伟大文学的“风化”、提拔之力才能显现！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代替了“宗教”的作用，给予人类最起码的价值尺度，给不幸的人送去意义与光明！作家的这种“责任”意识则完全是由自己的良知产生的，而不受外界影响、左右，它能从“理想正义”的高度给人以憧憬和向往、爱恋与热情。

《尤利西斯》做不到，中国的“现代”派作品更做不到，甚至有人不无偏激地说过：“平心而论，从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发以来，林林总总那么多‘长篇巨著’，可细究起来，究竟有哪一部能赶上《创业史》呢？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心思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聪明的李泽厚多少年前就意识到21世纪中国人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也是我一贯的看法。

《尤利西斯》和我们这边的有所不同，毕竟它在“隔”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创新。因而，我认为相对于苏东坡来说黄庭坚虽有不及，但不失为一名多才多艺、特立独行的作家，相对于司汤达、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来讲，乔伊斯也正是这样。

1996年7月，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