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金庸小时候“玩劣”“调皮”“讲义气”“争自由”，在中学和大学数次被退学，好未“开除”，加上当时管理松散，“各自为政”，他能找到其他机会，重新就读，又因没有户口等等上的人为限制，一切招聘以考试成绩定取舍，才得进入报业，终未埋没。但如果这样的事五六十年后再演，那他就彻底完蛋了。

可见，一个社会对于人的惩罚程度的轻与重，还应该和它可能给予人们机会的多和少相关。本身就很缺少机会的社会，其对人的处罚也不应是过于苛刻的。种种对于言论、身份、精神、择业自由的诸多限制，反向地要求我们应从轻处理各类事故。直到前者能充分得到保障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是良善健康的了，量“罪”、量“过”的从严，也才可能是说得通、行得通的。

早先我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后来看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多少方明白一点点。

《悲惨世界》里的一个毫无机会的下层贫民，只为偷一块面包，就被判刑，又因惦记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生计无着，越狱几次，不断加刑，19年后才被放出来，姐姐和她的孩子果都不知所终。在这里，一块面包断送了全家的“财路”，紧跟着几口人活活饿死，这样的“处罚”，相对来说是何其之严酷无情、蛮不讲理！

再假如这样的故事受到严格审查，不能出版发表，有了灾难而不让曝光，那这个社会就一定不会有救了！

总算我熬过了那些忐忑小心地做着学生的日子，暂时取得了部分的“自由”，拥有了一些机会。

但另一部分的自己，我明白，仍还在接受耐性、意志等全方面的磨练，无穷又无尽……

2003年9月11日中秋月圆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