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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七十一章 太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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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一行进京时,狄青已经准备撤军,还没有去世。

四人赴京,引起轰动,两个学生一为知谏院,一为知制诰,也意味着郑朗几个学生渐渐全部走到前台。

御史中丞王畴在二人刚到京城时,忽然上了一封奇怪的书奏,先说: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较量差遣,或因辩论身计,或因进以干誉,或因罪而觊免,肆为妄谈,辄形奏章。其间求放归田里者有之,乞别自营生者有之,岁未至而愿致仕者有之,苟辞禄而请归农者有之,皆心语相违,情实交戾。请自今,有如向所陈者,并许弹奏施行。

这段话与刘敞说的,以及郑朗私下说的,xìng质差不多。

想辞官得真心辞,故意以辞官求清名高名,何必,会养成一种虚伪风气。

司马光与王安石听了惊讶万分,不过他们不能作声,自己也多次拒诏不受的。

接着话音一转,说,又,有重才者国家不讳,然避嫌于京外,养廉名败坏国家之名,亦交戾==之事,请朝廷处之。

没有指名道姓,但都知道说的是谁。

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好心,还是歹心。

赵祯看到这里,同样也默然。

真相不是国家忌讳,也不是刻意避嫌京外,但怎好说出来。

最后道,国家开广言路,任用台谏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险徼之人,挟己憎爱,依其形势,以造浮说,奔走台谏之门,鼓扇风波之论,幸言者得以上达。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于yīn借权力,取快私意。当言之人。率务举职,既所传耳目稍异,则岂敢遂无论列!万有一爱憎不中之论,荧惑紊挠人主之聪明,岂不为听断之累哉!望晓厉士大夫,庶几偷薄革心,以清朝路。又,台谏有白事于朝而更以状干台司者。推原其情,盖yù当任者为言而助之尔。臣以为事有曲直,法有轻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请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辄申御史台者,许弹奏以闻。

这一段说得很含蓄,但揭示了几个严重问题,台谏大臣多喜胡说八道,一些大臣媚交台谏以求为援,巩固自己权利。

郑朗早说过类似的话。

赵祯看到后,下诏,台谏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将博问朝士大夫以广听察。乃有险诐之人,因缘憎嫉,依倚形势,兴造飞语以中伤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书门下其为朕申儆百工,务敦行实;循而弗改,当重黜焉。

不过未必有多大作用,风气已经养成,现在矫正为晚了。

王畴却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再加上司马光乃是知谏院。因此在司马光没有进京之前。忽然从下面再次兴起弹劾庞籍的风气。

有的人倒不是与庞籍过不去。

担任数年相,好下去休息了。

是人总有一口气的。

这么多年。特别这是两年,替国家小心经营,还要与一些大臣斗智斗法,庞籍岁数又高了,渐渐力不从心,心中略动了一些气,因此病倒。于是求致仕。

赵祯不准。

庞籍抱病上朝,在赵祯面前将自己的鸡翘帽拿下来,道:“陛下,你看臣的头发。”

赵祯无奈,准其旨,但让庞籍留在京城养病,许其过问军国大事。处置类似吕夷简,有些台臣想弹劾,不过随着司马光赴京,王畴不yù御史台多事,一个个终于停了下来。

胡宿治河有功,迁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迁为参知政事,张昇迁为枢密使,曾公亮迁为平章事,依然还是两个相,但是曾公亮位于韩琦班下。

司马光初到京城,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中书命司马光详定均税。

这个均税不仅是方田均税法,两者有很多不同,更不是均摊税务,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税。

但实际执行会非常麻烦。

连田与户都隐去了,何谓田地好坏。

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员下去盘查,这是郑朗的建议,一年不要多,于县开始,每年核算耕地的变化,然后派官员查那些耕地面积减少最多的两三个州府。

不算是治理之策,仅是起阻止泛滥的作用,用之震慑。

可是官员下去查,有的官员严酷,有的官员松懈。还有州与州之间又有不同,例如京城附近诸州,陈州、蔡州、亳州等等,多是权贵人家。隐田名列全国最前面,连郑朗都回避三尺,况且其他官员。

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

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面不更sè。

这两年除了水利,调解之外,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就是讲国家的制度。

郑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制度却没有怎么碰。怕麻烦。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

政令只有简洁了,才容易执行。

关于这个均税,郑朗与王安石、司马光也讲过,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而是以各sè地等公平的征税。

讲得更复杂。

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随时变动,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

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并。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则连均田二字都索xìng不提了。

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释放了土地空间,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这为后世讴歌,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

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jīng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然后议定均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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