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道：“如果中山先生真的有志于投身教育、实业，困难并不是很多，也未必不能做出一番大成就！比如彦及你刚才所说的资金问题，其实就很好解决。袁项城为了安抚他，特地授予他‘全国铁路督办’的职衔，他完全可以用修铁路为名向袁项城要钱，也可以成立铁路公司向国内士绅募股，还可以拿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款。

“有了钱以后，再来兴办一些见效、收益高、技术含量低的实业公司，接着以盈余扩大生产、兴办教育、发展民生等。三五年时间，便可以取得粲然可观的业绩；十年之后，必定能够富甲东南。只是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上下未必有那么好的毅力，能够默默闻、踏踏实实地做上那么长时间。甚至他们都没有耐心在一旁等上三五个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导层，大半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比如黄兴，在武昌起义之前谈论兵法滔滔不绝，被同侪认为是同盟会中第一武将；结果在汉阳保卫战中，被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差点爆出翔来。其他会员也大半是言语胜过行动、热血超过才能，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指望他们能踏踏实实办教育、兴实业，还不如相信母猪能上树！

在真实历史中，孙中山就曾以修铁路为名向袁世凯索要了不少钱，结果铁路没建一公里，那些公帑也不知所踪。

孙元起又说道：“相对于投资实业，兴办教育需要魄力。毕竟实业是得见摸得着的，今年投资或许明年就能获利。而教育呢？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可能有些夸张，但十来年时间总是需要的。像兴办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法获利，还要不断往里倒贴钱。可是谁也法否认教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家民族！”

在亚洲，几个典范的西式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萎靡，而不少强权统治的东方式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却都迅速富强起来，数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分析，试图找到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经济发展前期的速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正如日本明治维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可能为中国人所熟知所说：“我国（指日本人民与美国人、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有没有受过教育。”所以6年明治维之后，日本倡导全民教育，在几十年间就创造出一个没有文盲的社会。日本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很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随后的亚洲四小龙（香港、加坡、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也都遵循这一范式，在经济腾飞之前大范围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后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相比之下，菲律宾、印度等国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都非常低下，很多贫穷的少年儿童得不到正规的教育，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只能一代又一代沦落在佣人、贱民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兴办教育影响深远功德量，但花费巨大、回报甚微，而且取得什么成绩也会归功到我这个教育总长名下，显然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不愿意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计。于是他们便用‘启蒙’来取代‘教育’。”孙元起随即又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启蒙’，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幼儿、传授基础入门知识的启蒙，而是西方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事物而得到进步的‘启蒙’。启蒙与教育相比，教育的实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师，而启蒙的实施者是思想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启蒙’明显比‘教育’高级、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知识获得进步，本质上两者并太大区别。”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高级、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性，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