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外蒙的独立和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还有民国政府被沙俄的虚声恫吓所吓阻。其实，沙俄并没有做好武装侵略，吞并外蒙的军事准备。当然，那个时候国内形势不稳，没有多余的力量震慑独立分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共和国政府抢先发难，不仅要以兵剿灭，还断然拒绝了俄使廓索维慈要求谈判的照会。

外交部长陆征祥禀持政府的旨意，态度很强硬，他指斥俄国此举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要在媒体上公开俄使的照会，让中国人民自己判断俄国的用意。你吓唬我，我还要吓唬你呢！外蒙古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历史上差，等到十月革命一爆发，吃多少就要给我吐多少，还要算上利息。

同时，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接到电令后，在奉天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款二十万，供应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吴俊升部，驰援洮南府。

吉林卫戍司令曹琨接到命令后，在长春设立后站，农安县设立分兵站。负责供应征剿各营队所需粮秣及器械。调动冯德麟所部，并令手下将领吴佩孚特编成一个混成旅，会同奉天、黑龙江省军队“相机剿抚”。

黑龙江卫戍司令蓝天蔚接到电令后，设立筹访处，并调动张作相所部监视、控制扎赉特旗。

飞快的部署，迅速的行动。将不利转为有利，平叛之后，使军队名正言顺地进驻内蒙古，政府的意图并不只是剿灭叛匪那么简单。

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日，乌泰叛军的三路兵马一齐向预定的目标大举进发。

第一路(左路)，约五百人，从葛根庙出发。十七岁的第六世葛根为“元帅”，协理台吉巴图吉尔嘎拉为“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欲先攻取靖安县，之后扑击洮南县。

第二路(中路)，约一千人，从旗王府出发。锡勒图喇嘛布和乌尔塔为“元帅”，协理台吉色楞旺宝为“统领”，直扑洮南县城。

第三路(右路)，约六百人，从嘎钦庙出发。嘎钦喇嘛为“元帅”，奇默特色楞(乌泰之弟)为“统领”，布和吉尔嘎朗为参谋。欲先取醴泉县，得手后再从西边进军洮南府。

叛军所到之处，广出布告，晓谕百姓，布告大意是：大蒙古哲布尊丹巴博克达皇帝明降谕旨，力图清理蒙疆，这是天时劫数，由佛爷出马挂帅。所有汉军营伍，一律驱逐出境，士农工商民众，各安业如常。

洮南县长孙葆晋得知他派的劝降人员已被乌泰扣留，便料知叛匪定会大举进攻。当时洮南县城方圆五里，四周仅有土围子，无城墙，城内守军兵力单薄。

在重兵压境、四面受围的情况下，城内守兵“昼夜不离城壕”，商务公会招募商团协助守兵守城。一方面命令城防部队加紧修筑工事，一面派人向吴俊升部告急，要他急速驰援。怎奈路途遥远，吴俊升部又在行至通榆以北时，因为桥梁损毁，被阻三天，所以，未能如期到达。

眼看着叛匪逼近洮南，陈葆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倒让他想出个“缓兵之计”来。他让城防部队的两百名士兵每天天黑时悄悄出城，到了第二天白天，再举旗整队入城，城内官员及各商界人士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接。为了演得逼真，他还把士兵所穿的衣服颜色每次都更改一下，且多次改变进城方向，日复一日，给对方造成援军源源不断开进城的假象。

叛军潜入城中的密探，被假象所蒙蔽，立即报告给乌泰。乌泰惊疑不定，认为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况且已集中在洮南一路的兵马尚还不足，须调左右两路兵马前来助阵，便将进攻洮南的日期向后延迟。

在乌泰部署向洮南进攻的同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纠集本旗五百余人，集结于镇东城东二十余里之包特敖瑞村，准备攻城。

当时镇东县县长是陆庆曾，驻军连长李树勋，手下有近两百名士兵，但士兵中有不少蒙古人。李树勋擅长蒙语，又娶了一蒙族女人为妻。拉喜敏珠尔手下的管军协理乌尔塔利用李树勋手下的蒙族士兵打通关系，借商谈解决蒙汉两族关系为由，邀李树勋在包特敖瑞村参加宴会。李树勋不知是计，如约率数十名卫兵前往。

宴会中，乌尔塔军依然要求李树勋率部投降，并献出镇东县城。李树勋当场毅然拒绝，无奈其所带的蒙古族卫兵早已和乌尔塔串通一气，非但不能保护李树勋的安全，反而助纣为虐，倒向叛军一边，李树勋遂被拘禁。参加叛乱的蒙古族士兵受乌尔塔诈降之计，回镇东向陆庆曾报告：“李树勋已经向蒙古军投降，蒙古军队有数千人，准备明日进攻镇东县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