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有关系吗？”陈撸鱼好不容易绕回来，才发现自己险些晕了。

“当然有关系。”权宝雅有些紧张，似乎后面的话是顾诚教她的，“如果没有品牌，这时候电影制造商就要具体分析：是哪些因素在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是决定票房收入的关键？

正如男人在网上买电脑。最容易量化和影响购买决策的，是CPU主频、内存、硬盘、显卡这些指标；而电影圈子里，容易量化和描述的指标主要是导演、影星，加上可描述的剧情、场景大小，这些属于容易被豆瓣网和人人网分享的内容，也能促成观众购票欲。

而最不容易被影评人和网红用语言文字描述的是什么呢？正是画面的特效细节。比如说《赤壁》，豆瓣上最热的影评或许会说‘梁超伟和陈建斌对决那场戏，烧掉了40条道具战船’这个可以量化的指标，但影评很难抨击‘其中有六条船的建模完全一样，物理运动有多少穿帮的地方’。

所以，常年累月下来，就逼得电影公司更愿意在那些‘影评人容易量化描述的方面’花血本。在有限的总成本投入下，就只能把‘后期细节打磨’这些不能影响观众购票的环节抛弃掉、粗制滥造。因为观众只有在买了票、进了电影院之后，才能亲眼看到这些细节上的瑕疵，而这时他已经花了钱，买了票，完成消费了。

华夏电影公司没有品牌效应，也注定了他们不在乎观众的忠诚度，每一部电影都当成了‘只要把观众骗进电影院就算’的一锤子买卖。正如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店都会宰客，因为他们知道客人一辈子只来消费一次，你给他好的体验也变不成回头客。

长此以往，就算好莱坞顶级特效公司的大门始终敞开着，拿着钱就能买到，大家也不愿意去买——因为特效好不好，是要买了票，或者至少看过盗版之后才知道的。长此以往，观众也形成了心理预期：只要是国产电影，不管什么片子特效都是不好的。

而华夏电影的拍摄成本，也越来越倾向于‘把更多的钱花去作为片酬请明星、布设大场景’这些方面——在东夷和扶桑，演员和编导等人员片酬很难超过全片制作成本的一半，而在华夏达到70%甚至80%的钱用于请明星这是很正常的。”

陈撸鱼听到这儿时，竟然已经设身处地地陷了进去，觉得这番话好有道理。

确实，只有面对去精品店买东西的人，才能强调‘整体用户体验’。

而对于在淘宝网上点鼠标关键词搜索性能指标买东西、‘去掉一切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技术宅而言，他们是不需要用户体验的。

既然他们要的指标就是明星、烧掉多少道具，那就把钱花在明星这个刀口上好了。

一个领域的生产者如果都倾向于粗制滥造，往往不是因为从业者卑鄙，而是因为“哪怕他们做好了，别人也怀着恶意揣测他做得跟大多数同行一样坏”，是因为“我做好了，却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维度，来证明我做好了”。

正如当年日系车卖到华夏，底大杠材质比它们卖到欧美去的同款差太多。一方面固然要谴责扶桑车企偷工减料，另一方面也应该检讨国内的质检标准——早期国内只测正撞强度，不测试侧撞和翻滚，扶桑人自然降低成本造侧撞不合格的车子。后来国标升级，也要测侧撞和翻滚了，扶桑车强度才有所提升，但总的来说还是“尽可能卡着法律的底限、做一个法律允许的的坏人”。

“那顾诚是怎么这个问题的呢？难道还是不计成本不顾回报地撒钱？”陈撸鱼消化了很久，还是想不出怎么解决。

陈撸鱼甚至不无恶意地揣测：莫非顾诚只是让权宝雅来帮他发发牢骚、实际上还是毫无解决方案？

“诚哥尝试了一下内部引入监督机制，模仿好莱坞的‘完片保险制度’，弄一家类似保险公司的外部第三方机构——收取一定的费用，确保电影可以完片，并且全程跟进摄制工作。

确保制作方在各个环节的投入比例符合当初项目报备时的预算案。如果前期超支过于明显，第三方机构有权剥夺导演的导演权，将剩下的钱和半成品片交给保险公司雇佣的导演拍完，并且确保包括特效、剪辑等后期制作环节的资金充裕度与预算计划相符。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培养国内行业自律习惯和产业信用的临时措施，没什么创意。这些制度好莱坞都已经有了，而且在国内要想实施还有非常大的困难，据我所知根据华夏的法律，并不允许民资办理保险公司，法律上也不存在这种经营业务范围的保险公司，一切都是空白。

从远期来说，诚哥希望建立一个国内的电影行业自律机构，大家建立起一套制作方信用值评估体系，愿意做品牌的制作方们，大家联合起来自愿加入、主动报备项目并申购保险，接受这个机构的监督。诚哥也会筹备一套电影公司的信用大数据采集平台，将每一次按预算比例完片或者未能按预算比例完片，都由一套中立的算法给出一定的信用分值增减——就跟蚂蚁金服去年年底在支付宝上尝试推行的‘芝麻信用’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