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事权下放的过程中，皇帝陛下更是亲自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表示出对于县令这一级主政一方官员的重视。像是大业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连续数次亲临中书省，主持各地县令选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学府创设经年，培养出大批时流少贤，但这些人或限于年龄、阅历等等，还没有达到大事推之的层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则恰如其分。

这些人可谓是真正的天子门生，入学天中以来，深受皇帝陛下理念影响。现在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也正能将一身所学推及四方，实实在在的给世道带来深刻影响。

在朝廷内外百官之中，核定品秩，其中正一品并无职官，一品者，天人也，仅仅只是作为老臣哀荣追赠，特旨一品寄禄。

从一品六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并为六公，至于充满霸府味道的大将军、大司马职则废而不授，六公往往也只是作为荣授而非常职。

正二品为三高官官，也是台省正式任事官员品秩最高一等，其中尚书省左右仆射特进正二品。从二品为东宫三长、诸军区大都督并禁卫六军都督，畿内及陪都诸尹即洛阳、长安、建康三尹。

正三品为三省副职、六部尚书、东宫三客、领军都督、太常卿、宗正卿并上州刺史等。

至于作为地方各级官长中新贵的诸县县令，则依县治大小不同而分列正七品、从七品。同时，县令一级的官员能否快速成长起来，也关系到大梁整体官制改革的深入程度。

诸州划分之所以需要分步进行，主因并不在于事务繁重与否，而在于朝廷缺乏拥有执政一方经验与能力的官员储备不足。

虽然此前洛阳行台也储备了相当一批人才，但是之后河北、山西的收复同样也带来了大量的人才缺口。就算是有秘阁少贤专项培养，在短时间内，朝廷仍然缺乏足够成熟、能够推以州事而任的官员，只能等待基层才力成长起来，才能将改革继续深入推进。

整个大业元年，洛阳朝廷都在忙碌中渡过，包括皇帝陛下本人，至于三省宰辅留宿于设于门下省的政事堂，则更是家常便饭一样寻常。

努力自然就有收获，当大业元年将近尾声，中枢制度改革算是暂告段落，中枢与地方都开始井然有序的运行起来。

当然改革的步伐并不会就此顿住，像是明年之后，内外政令、职任都已经运行过一段时间，优劣如何肯定也都会有所彰显，因此仅仅只是搭建起框架的御史台便需要仔细扩充起来。

因此在大业元年末尾，远留守长安的李弘便被调入朝廷，正式担任御史大夫，开始选募诸侍御史、监察御史并各州县观察使，可谓是磨刀霍霍向百官。

与政务上章制悉定向呼应的，便是朝廷在用兵讨逆的军事方面，同样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姿态。

河北谢艾所统王师仍在稳定高效的打击围剿着以石虎之子、伪赵王石遵为首的羯国残余，并将羯国残余势力驱出原赵郡、新兴郡等区域，将这些羯国残余完全限制在了雁门、代郡等边地，再也没有力量去破坏河北整体的入治情况。

与此同时，陇右王师也是频奏凯歌，在原凉州州主张重华出走东归入洛之后，原本凉州相持不下的局面便不复存。

庾曼之在接手张重华所留下的枹罕、姑臧等重镇之后，随着关中援兵抵达陇上，即刻便向盘踞于张掖、酒泉等地的张祚势力发起进攻，数战皆胜，直将张祚逐入敦煌胡部之中，并最终在十月初勇克敦煌，胡部酋首胆寒之下献上张祚首级。

大业元年末尾，以陇右献捷而告圆满结束。腊月中，皇帝陛下携同台省文武群臣，于旧洛军城并观演武。此次演武，各边精锐军众与会者共五万之众，甲数虽然不可称为至盛，但论及精悍勇武，则远迈近代，不逊古朝。

演武之后，皇帝陛下诏示诸军，将于天中再设讲武堂，令各都督区、军府并乡屯并选武贡，朝廷兵部以射策、韬略、弓马、抵技、军器、营庶等六科武试选才，六科优选并授牙门、骁果校尉，为国储力，选赴戎用。

此次武举，耗时三月有余，内外诸军精勇并百姓骁勇乐战者俱活跃其中，优中择异最终选出牙门将才三百六十人，并授举人，以武名号。这已经是转年春末，诸武举将才追从奋武都督、汝南王沈云大军南下，汇同原荆州镇卒正式向蜀中成汉政权发起灭国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