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是国家运转的根基，满清因为贪腐使得整个税务系统低效。比如台湾，在甲午战败割让前，整个台湾的赋税只有八万两，在日本人占领台湾后，不变更税制税率，收取的税款居然有两百九十万两，翻了三百多倍。杨锐初看报告，还以为是下面的人打错了，但是追问的结果确实如此，甚至，还有个更为严重的事实就是，因为满清普遍是绅吏包税制，所以在日本人来之前，底下百姓所交的税负超过三百万两。这三百多万两除了小部分被台湾的满清官吏贪污之外，剩余的全在包税绅史的口袋里。这真是官绅勾结，坑国害民！

因此，杨锐希望建国之后，完全借鉴美国的税务制度，有专门的税务部队，专门的税务法庭，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收税、特别能吓人、特别能掘地的收税组织。这一天会上，杨锐把这四个特别一说，诸人都是大笑。虞自勋效果之后又添上一个笑话，“有一个大力士用力挤干了一只柠檬，他挤完之后对人群说：谁能再挤出一滴，我给他一美元，然后人群里出来个干巴老头，伸手就挤出小半杯。那大力士不由心生佩服，请教老人是干什么的，干巴老头嘿嘿一笑说：退休前在国税局干过。”

虞自勋笑话说完，会上更是乱哄哄的，只等一盏茶功夫之后，屋子里才平静下来。钟观光上气不接下气的问：“竟成，你这个国税局，准备交给谁管？这根本就是个得罪死人的衙门，还有里面都是些什么人？照你这么说，谁乐意去国税局当差啊？”

杨锐也是刚刚笑毕，闻言道：“国税局的局长，我准备让陶焕卿去，他这个人忧国忧民，定能把事情干得好。至于里面的职员，当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惩治过后的满清贪官和税吏，他们本来就是收税的，知道怎么收，另一种就是有崇高理想的复兴会会员，为了国家民族的将来，他们能够严于律己，不讲情面不顾私利把税收上来。”

听到杨锐点陶成章的名，在座的诸人都是乐了。这个人能吃苦，有理想，更是激烈的很。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便是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不坐三等舱居然坐四等舱。何谓四等舱？就是船仓最底下暗无天日的煤仓，那地方黑且脏，也就只要小气的日本会卖这种票。陶成章不但不嫌，把手上的三等票给退了。带着铺盖乐呵呵的进了煤仓。一路到日本，又是和那些锅炉房的锅炉工关系挺好，没事帮着他们铲煤，最后连饭钱也是省了，那些锅炉工打饭的时候也给他带上了一份。

复兴会能吃苦的人很多，但是在入会之前，就能这么吃苦的人却极少。都是秀才举人有身份的人物，做什么都是要讲尊严面子。三等仓大家都不敢坐，更何况那四等舱。

杨锐一提陶成章，诸人都停了下来，王季同道：“焕卿干这个是能干好，但是他性子太激烈了，还是要有一个温和一点的相搭配才相宜。要不然，对百姓收税我怕他太软，对士绅还有富户收税我又怕他太硬。真要是碰到为富不仁还逃税的士绅，他有税务法庭在手，真说不定他会杀了那些人。”

“那就可以加一条规定。逃税不管多严重，都不要判处死刑，真要逃税逃多的。那可以使劲罚款。”杨锐道，“大家可不要误会了，以为国税局像以前的酷吏一样，其实国税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可怕。没钱的或者没有达到最低纳税线的贫民，只会喜欢国税局而不会讨厌国税局，因为国税局做的就是劫富济贫事情。穷人喜欢它，富人则惧怕它，但富人再怎么惧怕，他们也只是肉疼而已。不会真的拼命。我们真正要担心的，还是税款收上来之后。是不是落到了实处？是不是起到了作用？”

说到这里，杨锐看着虞自勋道：“自勋不是要去督察院吗。这就是你以后的事情了。一个收钱，一个用钱，两个地方都是国家的重点。要想强国，那就一定要有钱，现在海外卖债券，之后国内整治满人，整治贪官，整治盐政，都是为了钱。而廷尉府除了用法律保证民权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监督官员不乱用钱，贪污不可怕，钱还在，滥用才是最可怕的，钱只变成一堆没用的死物，更要再花一大笔钱才能善后。”

“那竟成，真要按照你说的建立这样的国税局，一年能收多少税？”虞自勋道。

“税收的大项一为农税，二为盐税，三为关税和厘金，四为官业收入。农税本是第一大项，但是去年满清的税收超过三亿两，农税也只有五千万两，只占百分之十七，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以前农税只有两千多万两的时候，海关的赫德就说过，印度每年农税有一亿两，但它的耕地面积只有中国的一半不到。他说的虽然不全对，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全国耕地我们调查下来，大概在十一亿亩到十二亿亩之间。平均亩产在两百二十斤，每百斤粮食的价格在一点五两，那每亩的产值在三两，整个农业的产值在三十三亿两到三十六亿两之间。

再就是税率，以前，把所有和农业有关的地丁银、漕粮之类加起来，每亩征收两百文，当时白银价高，铜元也没有贬值，一两合一千六百文钱，但当时粮价却只有一两，一亩地的产出也只有二两，两百文除以三千六百文，税负是十六税一，百分之五点五；现在呢，虽然产出每亩是三两，但白银铜元贬值，铜文增值，一两合八百到九百文钱，税率在十二税一左右，百分之八点三。除了这些还有乱七八糟的捐税、例行的草鞋钱之类，更增加了不少负担。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去除苛捐杂税，再去除佃户地租，税率高一些就定十二税一，低一些就定十五税一。按农业产值三十四亿算，那么农税理论上可以收到二亿八千三百万两，实际上打八折就是两亿两千多万两；如果收的轻些，十五税一，那么就是一亿八千万两。如此看来，农税定在两亿两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前提有两，一是土改，二是增官。”

杨锐不想把实现农税的两个前提展开讨论，说完农税，快速的切入盐税。“每年的盐税是多少，国会没有单独列项，只是把盐茶合并统计，去年两项收了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两，但按照我们查证，去年上缴户部的盐税为两千万两，地方截留的在两千三百万两，整个国家的盐税在四千三百万两左右。而用盐的数量，有数字记录的官盐销售量在两千七百二十六万担，但私盐的数字，只会比官盐多，也就是说，每年的食盐销售在六千万担左右。

盐税的税率，之前每斤加价两文，每引只要八钱多银子，而现在屡次加价已经翻了十几倍，每引的税率高在十二三两，低则在七八两，再加上官吏的盘剥、盐商的利润、运费，不产盐的内陆省份，比如云南，每担盐要卖到十六两到二十两，低者如武昌，也在七八两一担，这还是不是零卖，零卖价格更高。

现在我们最可取的做法，那就彻底废除食盐引岸制，实行食盐专卖制。这样每年两亿两的食盐销售额，除去三千万两生产成本，还有三千万两左右的运费，其他的一亿四千万都是税收。这个数目也是要打折扣的，能收的到数目当在一亿两以上。

关税和厘金，关税是在洋人手里的，关税税率和子口税一个百分之五，一个百分之二点五是定死的，每年也就在三千多万两；但是厘金是我们所掌握的，现在每年的厘金有四千四万两。税率说是百分之四，但是一起一落就是百分之八，如果多过几个关卡，有些更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按照商业部的统计，不包含进口商品，每年长距离的国内商贸金额在十八亿两左右，再加上进口的四亿七千万两，以百分之五算，能收到一亿一千多万两，但是实际能收上来的也是在一亿左右。

最后大头就是官业收入，就是国家投资的铁路、邮电、轮船、矿山、银行这些东西收益，去年官营铁路的收入在四千六百万两，电信一千万两，邮政一千万两，还有银行矿山，以及满清内务府的一千八百万两，这些钱加起来有一亿两左右，减去各项成本，能调入户部的钱，应该在八千万两以上。

以上这些加起来，有五亿一千万两，再按照去年满清的税收，还有两千万两的茶税，两千六百万两的正杂各税，三千五百万两的杂收，五百多万两的捐输和三百多万两的公债，一共有六亿两。这里面因为要减少苛捐杂税，也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捐，将会减少两千万两左右，最终的财政收入将在五亿八千万以上。”

满清去年的税收在三亿两出头，到了杨锐这里却翻一倍，变成六亿两，而且数字都有来由，不是凭空估计。六亿两，按照之前满清的财政预算，推翻满清去掉皇室八旗以及其他体制费用，能节余的钱应该在三亿五千万两左右。

王季同问道：“收这么多农税和盐税还有厘金，会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能实现吗？”

他这样担心，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想法，杨锐笑道，“交给朝廷的田赋虽然只有五千万两，但是下面百姓交上来的钱是这个的两三倍，再有就是有关系的地主和富户根本不交或者少交交税。百姓交的，加上他们没交的，应该是在两亿两以上。真要农税收了两亿两，佃农因为不要那么多的地租，一定比之前过得好；自耕农因为取消了苛捐杂税，也要比之前好；再通过农村信用社稳定利率，农村供销社稳定粮价，佃农和自耕农完全是得实惠的。真正吃亏的是那些地主和士绅，这些王八蛋不交税还吃税，现在分了他们的田，又断了他们的财路，到时候是一定要和我们拼命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