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的、带着些不肯定，刘伯渊道：“很有可能是沪上那些吹鼓实业的士绅，除晋商外，各个商帮都有参与。现在沪上有一个舆论，那就是德国即日将会拿下巴黎，欧战大战年底就会结束。到时候英国会退出战争，法国会投降，俄国会调转矛头……”

“荒谬！”安全局毕竟只针对国内，欧洲的事情了解不多。德军跨过马恩河后，英法军队在今天已开始就地死守，这一次将是德军撞在英法的铁丝网堑壕上，攻势将被遏制。杨锐喝过之后又觉得自己太激动了，当下道：“股市跌了就跌了吧，下个月的博览会注意好安保吧。”

“是，先生。保证万无一失！”刘伯渊感觉杨锐有些异样，点头之后见杨锐再无吩咐就走了。

马上就是八月，中午的阳光倒不再炎热，反而有了些暖意，特别是光线从玻璃窗中射入这间老旧的大殿里，更让人觉得生动鲜活。杨锐一边想着张謇、甬商、微商、粤商那帮人联合起来的可能，以及联合起来的力量，一边有些烦闷的抽着烟。

士绅的力量虽然被复兴会赶出了政坛，但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害，最少家产没有受什么损失，那些领头的，也就是前朝的国会议员、省议员还在口岸和识字阶层中享有民望，开国后大力提倡工业、振兴实业，这些人都贷了不少款项，算是被自己吓着或收买了。但这只是大家还不熟，可以后真要全力投资农业，并且政权紧握毫不相让，这些人会怎样，政变吗？

一根烟抽完，杨锐又感觉自己太多疑，那些士绅腿都是软的，历史上辛亥那年要不是武昌革命党已经打下了武昌，他们也不会紧跟着出头，满清要不是有袁世凯这人两面要挟拿好处，这些人最终会把革命军卖给满清，以图一个好价钱……

“总理，杨皙子来了，说是有要事……”想着想着，门口的李子龙报告道。

“那就请他来吧。”杨锐，把第二根抽了一半的烟掐灭，想着杨度此来是干什么。又要搞纵横吗？英法可不是好弄的。

杨度不想自己一来总理就有时间，他还没完全酝酿好怎么说呢，是以进到屋子里好一会才说道：“总理，我看了礼部的报告，认为章大人之议万万不可。”

“嗯。”杨锐没有表示自己意见，虽然他也不认可章太炎的那套东西。

“咳咳……”杨度咳了好几声提气，才道：“度以为，我国之历史经过三个大阶段，一为封建阶段，二为列国阶段，三为大一统帝国阶段。之所以如此，乃是我国东南是海，北面是无尽的草原，西面则是黄沙隔壁，整个国家自成一体，少有与外界交流，因此，历朝历代都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外国都是蛮夷。同时既然世界只有这般大小，那遏制人性以保持国家的稳定就是必须的，儒学之出现正好切合了这种情况。

可现在，世界强国林立，有文明之国度却无文明之世界，我国要想在这个激烈无情的战国时代图生存、求发展，那必是要抛弃大一统皇权制度下的儒教意识，更换虚弱无力颓废的文化，这才能适应西洋各强国的挑战。”

杨度这一番话说完，杨锐笑道：“善！皙子请细说。”

杨度看完章太炎的报告憋了好几天，今日一来就把心中所想对着杨锐喷薄而出，弄得好像战国时的策士，而杨锐也如当时的君王一般作答，两人顿时会心一笑。

“既要抛弃大一统时之文化，那就应当倒走两千年，再建战国七雄时代的意思和立场，重拾战国型之文化，以根除两千年大一统文化所带来的因循、自足、慵懒、懦弱等国民性。可何为重拾战国型文化呢？

度以为，可从士入手。战国时有士，当下也有士，可这两种士截然不同。战国之士，光明磊落、文武兼备、出将入相，乃国之栋梁；而当下之士，虚伪做作、文弱无力、卑鄙欺诈，乃国之蛀虫，故而战国之士为大夫士，而当下之士为士大夫。

大夫士为贵族武士，士大夫为文人官僚，前者是封建制度结构下之产物，后者是大一统皇权**下的必须，因此，大夫士是一种刚道的人格，他们以义为基本，进而用忠、敬、勇、死，这四者来贯侧其世业的抱负，守职的恒心。这种义不是江湖义气，而是一种身为贵族的荣誉，而礼只是这种荣誉的体现；

而大一统下的士大夫，开始变得文人化、官僚化，义变成了面子，礼成为了应酬，忠、敬、勇、死则变成了孝、爱、智、生，刚道的人格变成一种弱道的人格，如此才能适应其在皇权专注下猎取功名、企图闻达的**，于是，功名代替了世业，升官代替了守职，忠为道德之首变成了孝为百行之先。这天下人人不再有份，也不再人人有责，出了事是皇帝昏庸、权臣作祟，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江山倾覆、社稷不保，他们也只是换一个发式、官袍继续沽名钓誉。

特别是孝，此为传统家族宗法制度之物，它只是一种私德，这两千年来孝为百行先，培育出无数家族的孝子孝孙，在家族和国家之间，重家而轻国；而战国时代，最要紧是每个国民都成为国家机体的一部分，公德重于私德，政治德行重于任何德行，一切公德中，忠为第一，唯有人人都能忠于国家，才可化个个国民之力而全体化国力。”

杨度所言很合胃口，但显然他没有组织好语言，思路不是很流畅，但杨锐却从其中发现了闪光点，这不就是自己要的吗？是以杨度说完他就问道：“皙子，这忠、……勇、死做和解啊？”

杨锐居然有一个字说漏，杨度也没有补充，而是马上答道：“若要知忠、敬、勇、死，那就要先说义及礼；若要说义及礼，那就要先说荣誉。

世袭下的大夫士有世业和守职观，而有世业和守职，他才能有荣誉观，所以我说义即荣誉。这也是西洋常说的贵族精神，但这在我国称为义。大一统的士大夫们虽然也常常谈及义，但只是在他们的口头而不是精神，失职在他们看来无可厚非，而在大夫士心里，义即是一种极端敏锐、极端强烈的自我尊敬心，把自我看作为一个光荣圣洁之体，它的存在不容任何一点污垢。

这污垢来源有二，来自外的，与来自内的。对来自外的污垢，要决斗以自卫，对来自内的污垢，要自杀以自明。荣誉的后头，必定有一个凛凛风霜死的决心。最能代表这种意味的，就是当时人人必带的佩剑，义在大夫士心里，其实就是剑。

明白了义，那就能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礼。礼在当日，绝不是送往迎来的礼节，礼是大夫士荣誉意识的一种自然表示。他并不是对人的应酬，而是自遵心的流露，宛如西洋骑士的荣誉之规。士大夫虽然也重礼，但他们已经脱离了荣誉意识，变成了交际花样，入世手段，不但有虚伪之嫌，更缺尊严之概。

是以我说，礼只是荣誉的外在表现，而除了礼，更有四点为大夫士行事的中心要素。这便是忠、敬、勇、死。

忠，是一种对上之诚，而对上的关系是大夫士所以立身的最基本关系。荣誉意识最要紧就是在忠字上表现，战国时所有的大夫士都对其主君绝对输诚、忠贞不二。而换到当下，此种忠当为对国之忠，对社稷之忠。

敬，是一种持诚之道。这在当下已经完全沦丧，士大夫对事对人，只惯于排斥笑傲，嫉妒指责。而大夫士之敬，是保留自己人格的同时公允的接受他人人格之尊严。这敬的身后，其实就是荣誉，敬的意思是自敬以及敬人，便如总理不会以度是个下属从而作践或取笑，度也不会因为总理是总理而丧失人格的讨好，如此忠才能持久。

勇，是一种致诚之力，平日充满对上之诚，但事到关头，立刻畏怯规避，此不能谓之忠。贯侧忠，要靠勇。勇是一种现实之力，有勇一切可真实，无勇则一切尽空谈。西洋的贵族传统所以特别注重勇力，缘故就在这里。万恶怯为首，西洋人到现今还作如此观。我们受了儒教之毒，总是把勇字硬认为是次等之德，把孝作为首要之德，其实这是士大夫逃避忠之缘故，这些人一旦临死，他们就会嚷嚷着，家中还有老母要奉养，此去放心不下云云，说到底，还是怯弱。

勇自何来？来自死的决心。死可以说是生力之志。能死便能勇，死是一切的试金石。荣誉之所以成为荣誉，全靠它后面有一个死的决心。推而广之，整个大夫士的刚道人格，最后最关键的因素还在死的一个字上。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反过来说恐怕更合真理；未知死，焉知生？”

杨度的宏论终于是说完了，他的结论是要养成战国大夫士刚道人格，关键在于死，而在杨锐看来，战国大夫士荣誉感的关键怕是在于世袭。即，用自己的血捍卫祖先的荣誉，商业上很多世袭接手祖业的老字号，都是为了不砸祖先的招牌，不为利益所动，一切因循守旧，保持传统。这或许是好，可难道说中国的现在的那些假贵族要变成真贵族搞世袭制吗？

“皙子，你说的都很好。我就问一个，如果不世袭，那些你所谓的大夫士是不是会有荣誉感？”杨锐问道，这是他关心的关键。

“必须世袭，但，可以不世袭职位，只世袭封号。”杨度道，“国家的封号，不管是什么爵位，都是一种荣耀，它在名而不在实。如果父亲为国战死沙场，那能有投敌卖国的儿子吗？我看是不可能有，除非含了冤屈。”

“那如果儿子因为成绩不合格无法考入军校怎么办？”杨锐问道。“难道破格录取，世荫一次？”

“可以念其父之忠，酌情减一些分数，现在学部的中考和高考，不都有对烈属减二十分吗？总理担心如此作为对其他人不公平，但很多事情只要拿到桌面上，就不会有人觉得不公平。”杨度道。“再则，孩子不会只有一个，总会有一个成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