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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衍武一直等候的第二个信号,是在海参再度狂热起来的第十天出现的。
由于这场始于国庆节前的价格风暴,经历了降价,再降价,涨价,再涨价的四个阶段,持续时间接近三个月,不但已经影响到了各个单位的正常工作,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而且愈演愈烈,已经逐渐冲破了滨城的地域限制,演化为一场波及到辽东省会,把无数奉天市民都引得跑到滨城来参与炒卖的大泡沫。
所以滨城市政府和水产公司都坐不住了,他们不敢再放任海参这么无休止地涨下去了。否则,不久的前景就是整个东三省都得卷进去。这个时候,他们都面临该如何解决市场自发行为的第一次考验。
1977年11月19日,周副总在天一放晴,就下达了让捞捕队的潜水员们马上下海作业的命令。之后还跟上级打了紧急报告。
他对这起全民参与海参炒卖事件的严重性做了详细的汇报,但对起因却避重就轻,有关自己私自调价的行为,仅一带而过。而是把问题的重点侧重在自然灾害的一面。
他要求上级马上给予大力支援,要么从青岛调配一些淡干海参到滨城来。要么就把滨城水产总公司给京城、奉天、春城、冰城、石家庄、保定、济南这些大饭庄的供货任务,暂交一部分给青岛水产公司分担。说只有这样,他才能向市场上投放海参,尽量平抑物价。
同日,滨城市政府也发布了《关于加强海鲜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在规定中首先阐明两条。
第一条是说经济方面。称海参近来私下交易泛滥,价格起伏较大。是因为一场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给资本主义思想和投机倒把提供了温床。结果致使少数人乘机浑水摸鱼,造成价格离谱,市场混乱。
第二条是说社会方面。称海参的私下炒卖行为严重腐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危害社会治安,影响生产和工作。所以必须兴利除弊,加强海参市场的管理,这是滨城市政府下一步不惜多大代价也要做到的事。
这个规定全文一共十条,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都有。
首先是取缔一切私下交易场所,严禁场外交易,发现交易双方的钱物一律没收。
其次是对水产商店的价格重新界定。平抑市场的货物重新上市时,海参价格尽量恢复原价,考虑到灾害原因和货品的匮乏,视具体情况可以稍作调节,但最高不能超过四十五元一斤。
同样的,对海参的购买者也要相应限定。谁要想买海参,可以,但是必须到国营商店购买,必须持户口本、单位证明。
最后还特别指出,各单位在职职工一律不准从事倒卖海参活动,发现者严肃处理。
从以上几条重点就可以看出,滨城局势不仅已经演变成了全民的海参热。并且对海参的价格最新限价,也规定成了四十五元。这完全可以说明,这次风波已经从某种程度,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滨城政府官员对海参价值的重新认知了。
规定一出台,随之就是滨城的报纸开始大造舆论,各个单位也逐级落实市政府规定。
至于具体管理部门,任务当然是最重的。比如说工商局、物价局、公安局等,他们除了要查抄关闭私下交易的小市场外,还要围追堵截,严格控制海参的私下交易。
对最后一条,他们采取的具体办法是,一旦查出谁手上有海参,就要看你有没有发票,否则就认定为私下交易。
具体的例子,是有一个来自奉天的旅客从滨城购买了五斤海参,上火车前被检查站查了出来。就因为没有发票,被罚款五十元,海参被没收了不说,这件事还通报给了他的单位。
当时像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几天之内就处理了好几十起。
因此,在这种紧锣密鼓、暴风骤雨似的严控之下,海参交易急速减少,海参价格的涨势似乎也终止了,几天之内就从一百二十元左右的高价掉落回百元上下。
一时间,很多人又都以为海参的价格会就此滑落了,滨城的气氛非常玄妙,有些风声鹤唳,有些摇摆不定。
只不过,对这件事的看法,洪衍武却很有些与众不同。
他虽然肯定这场盛宴已经进入了末期阶段,但仍坚定地认为海参的价格回落只是暂时的,下一步升势不仅很快就会再次来临。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许还会很长。
因为他纵观自己经历过的每一次炒卖热,哪一次都是政府越管控,价格越疯涨。
政府管控也是有过程的,由松至严,唯独到了被彻底逼到不能再有任何余地的时候,政府才会以完全重拳的方式做最后打击。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结束泡沫的情况,那就必须是后续炒作资金几近枯竭,市场会自行选择结束。
而大多数情况,往往都是这两者共鸣,才能把一场炒作做个彻底了结。
要是具体说到“海参热”这件事上,明显有几个客观事实证明还远未到达最后破灭的一刻。
第一海参缺货是短期无望改变的客观存在,仍然是钱多物少的状态,这绝不是由几条规定的干预就能解决的实质问题。
第二政府目前的手段还是有限的,而且要想把所有私下交易的路都堵死,治理成本太高了。
再说了,除了参与治理的人也有不少人参与了其中。还有更多囤积了大量海参的人,为了自救,也会变着法的疏通这些管理者们,以求换得一线生机,那么那些手里有权的人就难免想要再借此发一笔横财。
所以在众望所归,都不希望海参价格跌落下去的情形下,基层管理者们执行起政府的规定,到底能坚持多少的原则性,发挥出多大的力度,还真是一个颇让人难以断言的问题。
更何况话说回来,其实就算洪衍武彻底判断错了也没什么。
因为市政府的规定刚一出台,时刻从报纸上关注政府动向的洪衍武,就立刻停止了全部的公开交易。
他根本不想冒险去吃“鱼尾巴”。
不但不再让“大将”他们去小市场了,自己也不去招待所推销了,就连“老肥”和韩莹、向红、樊纲的“传销”也停止了。唯独仅存的走货方式,就是还在通过谢经理,源源不断地用海参换“茅台”。
而到这个时候为止,通过各种途径,他们已经成功散出去了六千多斤的海参了,目前手里的余货仅剩千斤上下。
从整体利益得失和安全来说,他们一点也没有因严控严管措施出台受到影响。
在这种行市下,收获丰厚那绝对是必然的了。
要说他们从中到底捞了多少,别的不提,仅从参与其中的谢经理、“老肥”、向红、樊纲这几个外围人员身上看一看,就可见一斑。
像谢经理,海参价格越高他最好做,别看通过他花钱买酒只是一箱的能力,但有海参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为止,他给洪衍武弄来了四十多箱茅台,自己至少从中弄了四十斤海参的好处。
“老肥”呢,人脉广泛,又老于世故,他从自己的路子走了小三百斤的货,光介绍费拿了就有一千多块。更别说他用木材换的那一百斤海参也脱手了,一万块是踏踏实实落兜里了。
向红和樊纲因为交际圈最窄,赚得虽然是最少的,可到他们手里也各自有个六七百块了。
其实就连韩莹也应该拿小一千呢,只是她和“大将”都不好意思要,洪衍武又忙得顾不上劝他们俩,这笔钱才暂时替她存在公帐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