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里，她的气质和美貌引起了一位镀银车间工人的爱慕。这个强壮的镀银工虽然比要她小上四岁，可还是对她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求。

说实话，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作为一个根红苗正的人不计较她身上的黑底子，这件事是让她相当感动的。而且经历了迷茫、麻木、消沈后，她已渐渐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

因此在媒人的劝说下，当时的她想的就是舞台已经把她给甩了，永远回不去了，那么好，不如就找个丈夫结婚，像别人一样平平淡淡过完一生吧。

于是她才会嫁给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对戏剧一窍不通，也根本不感兴趣的丈夫。

而支持他们婚姻的全部基础，仅仅只是镀银工得知她这些年的遭遇，出于同情而湿润的一双眼睛。

只是又有谁能料到紧随其后的峰回路转呢？

1976年年底，刚刚结婚两年后，因为政局突变，又一次“落实政策”竟让俞宛妤回到了吧“北方昆曲剧团”。

1977年的春天，她开始重新练功。很快人们发现，她不但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过去的舞台表现力，甚至她的票房号召力也大大超过了当年。

1978年她重登舞台，当她第一回演出传统剧目时，就获得了满堂彩，连续几场观众爆满，票子全部售出。

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由此开始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广播电台请她做专访，电视台给她的演出录影，众多的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期盼有幸能与她合影。

她成名了，成角儿了。做了二十几年的梦，绕了个大圈子，却几乎于一夕之间就美梦成真了。怎能不让人百感交集？怎能不让人欣喜若狂？

但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也就太容易让人把握了，命运作弄人的手段也就太显低劣了。

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单纯的好，或是一味的坏的。事业的成功一样给俞宛妤带来了烦恼与不幸。她的婚姻开始出问题了。

本来，在她刚刚重返舞台的时候，她婆家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几乎所有婆家人都扬眉吐气，以她为荣。但很快事情就变味儿了。

因为每日清晨都要去护城河边吊嗓子，她很难再把家中的早餐安排好了，公婆对此看不惯。

她的丈夫也对她戏总是散得太晚怨声连连，很不情愿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

婆家上下甚至受不了她在家听戏剧磁带，说反反复复听了头疼，那简直到了人见人厌，处处喊打的地步。

最不可调和的，是她和婆家终因为要孩子的事儿产生了矛盾。她是希望能缓两年再说，但婆家自然希望早要。

于是家里“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成了对她宣传教育的主题。

而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随着她越受观众喜爱，越红得发紫，就越严重。

渐渐的，旁人以她为主的交际方式又刺激到了丈夫大男子主义的自尊心。

为此，丈夫几乎连后台都不愿意进去了，更不愿意跟梨园界的人打交道，满是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再往后，哪怕就连她自己为了戏曲和旁人的正常接触，丈夫也要开始反对了。即使她有合理的理由，再耐心解释，反复说明也没有用。

丈夫只是不讲理的提出要求，说除了上下班的时间，她不许外出，要是做不到，就是有问题。

真正让感情彻底岌岌可危的状况出现在1980年9月份之后。

大约正是因为婚姻法的更改，出现了允许“感情破裂离婚”这一条。丈夫才会彻底陷入天天担心她会变心的梦魇当中。

于是一次激烈言语交锋下，他第一次动手打了她。从此，吵架动手简直变成了惯例。

而当她心如死灰，也就真的有了分手的念头。

只不过，婆家是不肯轻易放过她的。

公婆威胁要找剧团领导告状，丈夫宣称要去找杂志社揭露她“忽视家庭”、“忘恩负义”的嘴脸。这让她始终有所顾忌，不敢真的走出最后的一步。

时至今日，反倒是老苏含冤被打一事，才让她真正下定了离婚的决心。她心知再这样拖下去，被毁的不仅仅是她自己，恐怕还会连累到许多无辜的人。

可就是这个时候，公婆又可怜兮兮地向她哀求不止，说只要能不追究儿子伤人的责任，就允许他们离婚。

想想几年来生活在一起的情分，她也真的做不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这么眼瞅着同床共枕的丈夫坐牢。眼看着白发苍苍的公婆伤心欲绝。

她又能怎么办？她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做人的难啊。永远让你进退失守，左右为难。

要知道，这种情况还不仅发生她一个人的身上，十年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与之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牵涉其中的每个人，又有谁不是无辜的？又有谁是应该承受这一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