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蕴琳只说料还凑合，但题材死板，工也差得远。远不如以前的东西。

这就是买到“行活”了。

三，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和收购机制的垄断性，生产方在产品定价上长期处于弱势，企业收入很低，

但销售方因为控制定价权，却利润丰厚。两者之间矛盾日异严重。

我们不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据调查资料显示，京城工艺美术工厂1972 年生产的《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11 000 元。

但外贸收购只开价6 000 元，后多次洽谈勉强谈到8 000 元。

后来价格还没议定，产品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现场实售27 000 元。

收购方这才愿意开收购单，以8000元收购。

所以实际上，像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

这就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怎么能不挫伤生产积极性？

如1973 年春季广交会有一对镂空百宝玉瓶，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3000元，而外贸只肯给2000元，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可反过来还是这对玉瓶，外贸在交易会上标价就成了每对8000元。利润竟高达收购成本三倍。

当然，“友谊商店”里的东西也很贵。

像珠宝馆里，翡翠项坠怎么也得在一千外汇券以上，翡翠手镯就要一千五以上。大点的玉雕和摆件过万的也很普通。

品质高的真正精品，甚至能标价几十万至上百万的。

这是因为翡翠和玉石的原料品级和工艺水准难以明确界定。并不像印石那样可以用克的单位价值来明白的计算。

哪怕有政策，物价局也控制不了。

而销售方为追求创汇额度，每一层都采取虚报虚高做法，自然就很“黑”了。

可人家老外也不是傻子啊，不懂行的人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懂行的呢，跟他们自己手里过去的货一比，自然就不肯吃这个亏上这个当了。

这就叫产销脱节，杀鸡取卵，自己在砸自己的招牌。

何况这个行业，在工艺美术门类里体量是比较大的，随着七十年代电动钻磨机器的应用，产品的生产速度又变快了。

那么产大于销，销量停滞乃至下降，也就成必然了。

如此说来，这个行业不就等于完蛋了吗？这不就买不到性价比高的好东西了吗？那洪衍武还在这上面瞎费什么劲儿呢？

其实倒不能这么说，这事儿得分开来看。

一从工艺上来讲，这个时期毕竟还有真正的名师工匠在教，有懂行的行家在把质量关。

制作出的东西，再怎么讲也是纯手工，而且基本形制和制作标准你得达到。

龙得是龙，凤得是凤，武财神就得骑虎拿锏，行活是行活，也不能异想天开的胡来。

这是有人的想法和技法在内的，不是后来几乎完全靠机器的粗制滥造。

二个是从原料上讲，这个年代的原料质地，从整体上来讲，比起日后，也要优质得多。

像眼下寿山的田黄石还没被采绝，红翡、绿翠、羊脂和田玉、粉红芙蓉石都尚能见到大料。

所以再怎么，此时也比日后那个假货迭出，以次充好，就因为找不到优质翡翠，商家们便编造恶炒无色“冰种”概念的黑心年代要强。

总比无良商家误导大众，故意避开不提明清传世下来、保存完好的精品，以偏概全拿工艺并不完善的远古劣玉明器说事。

编造出“古玉不如新玉，新玉不如买料”这样谬论的投资环境要好。

说白了，卖的毕竟是真东西。

以上两点就保证了，哪怕这个年代的一件“行活”，也是可以升值保值的。

绝不会出现日后那种几十万上百万买来的东西，某一天想转手，送去拍卖却发现人家根本不收的情况。

三，是在这种体制下，老艺人们既然已不存在靠技艺致富的希望，那他们就转而求名了，追求起技艺境界和趣味来了。

他们大部分人都不再做普通产品，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国宾专精礼品的制作上。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恢复了技艺评比认定活动。他们又都努力创作带有明显个人风格，能体现自己艺术成就的作品。

以图退休前，能多拿几个奖，也好为几为厂争得荣誉。

所以这个时期反倒是真正追求艺术水准，沉浸了个人情感，不为求利的国宝级大作迭出，如百花争艳一般。

真要客观的描述一下当下玉器产销市场状况，那就只能说是产品断层，与市场脱节了。

除了一般质量的普通产品泛滥，就是超乎常人想象的顶级精品。

既没有彻底的伪劣产品和假货，中间也不存在水平不一的过度。

那么如何搭上末班车，用比较实惠的价格买到日后再难得一见的绝世上品，也就成了洪衍武所要考虑的问题，才是他力争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