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海运得不到恢复，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结果就是，国务院坚决反对降低商船建造量，而且要求相应的提高建造数量，以填补战争损失。

为了这件事，牧浩洋费了不少力气。

首先，他请杜小蕾亲自出面去联系几个造船能力雄厚的盟国，比如马来西亚、越南、印度与泰国，让这些国家加快商船的建造速度，以便弥补中国缩小商船建造规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他以战争部长的身份，向黄瀚林提出，无条件的征用扣押的敌对国船只、以及有条件的征用中国港口内的中立国船只。虽然黄瀚林不大同意征用中立国船只，但是牧浩洋提出了一点，即美国已经在征用中立国船只了。最终，黄瀚林做出了让步，只是要求杜小蕾首先与被征用船只的所有国进行外交谈判，争取使征用合法化。只是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从二零五三年十月一日起，所有进入中国港口的中立国船只都将有条件征用。准确的说，应该是战时租用，即在战后归还，并且由中国政府承担因战争导致的所有损失，而被征用船只上的海员有自主选择权。

最后，就是增强船队的护航力量。事实上，这与前面提到的征用商船有关，即建立更加完善的护航体系。当时，牧浩洋向杜小蕾做出承诺，在年内把商船的出航损失率降低百分之五十。为了兑现这个诺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国海军不但把十二艘快速集装箱货轮改装成了护航航母，还额外采购了三百多架倾斜旋转翼反潜巡逻机，并且临时征召了一万多名海员。只是，这些护航手段都没有发挥良好的效果，商船的出航损失率仍然居高不下。结果到了二零五四年，中国海军启用了新的护航战术，即用性能先进的全电动潜艇充当船队的反潜力量，与护航航母、反潜战舰协同作战。新的反潜战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帮助牧浩洋兑现了承诺。

事实上，新的反潜护航战术与牧浩洋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周渝生的功劳。

别忘了，周渝生本来就是潜艇艇长，有非常丰富的潜艇作战经验，也有非常丰富的反潜作战经验。

通过深入研究，周渝生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此次大战的破交作战与前两次大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性能先进的潜艇不但具有几乎无限的潜航能力，而且航行噪声非常低。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在前两次大战中发挥了显著效果的护航战术不再有用，必须探寻新的反潜护航战术。

根据潜艇的特点，周渝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最有效的反潜平台就是一艘性能更加先进的潜艇。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从实际情况出发，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更有效，因为任何一种潜艇，都有一个最大的安静航速，只要超过这个速度，潜艇的航行噪声就非常明显，也就非常容易被反潜巡逻机与反潜战舰探测到。

问题是，绝大部分商船的速度都在二十四节以内，而现役的大部分潜艇的安静航速都在二十四节以上。更重要的是，提高商船航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既不可能对在航的所有商船进行改装，也不可能用新造的商船替换。也就是说，用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来对付潜艇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所幸的是，提高潜艇的性能并不见得是难事。

事实上，整个大战期间，中国海军总共建造了近两百艘护航潜艇，这些潜艇都根据护航作战的具体战术需求进行了改进，主要就是通过降低其他战术性能，提高了在某一特定航速时的静音性能。比如，“黄貂鱼”级后三批就是按照护航潜艇标准建造的，而“金枪鱼”级前两批的主要任务也是护航。当时，海军甚至打算建造采用磁流体推进系统的“金枪鱼”级潜艇，只是发现在使用已有的燃料电池时，其续航力还不足两千海里，只能满足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护航作战要求，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总而言之，提高护航效率，对海军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启发了中国海军，即提高破交作战效率，能够最大限度的打击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破交作战对美国的影响更大。

原因很简单，在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商船建造量排全球第五，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即便把美国造船厂的潜能算进去，也仅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二，而西方同盟集团的造船能力仅为东方同盟集团的二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方同盟集团更加依赖海运，比如货物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八必须依靠海运，而东方同盟集团仅为百分之七十二，此外西方集团海运航线总长度是东方同盟集团的三倍。

显而易见，只要能发挥出破交作战的威力，美国就得建造更多的商船，而不得不减少战舰的建造数量。也正是如此，中国才在大战期间建造了数百艘航程高达一万多海里的“金枪鱼”级全电动潜艇。

只是，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牧浩洋看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像陆军那样，通过技术革命彻底改变海军的作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