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闻心源又是一种命运，插队不久即入伍从军，直干到正团级宣传处长，刚刚转业，受到刁难，一大摞军功章、获奖证和发表的代表作复印件，还不抵老主任写给省宣传部长的便笺。因便笺生用，被塞在省新闻出版局市场管理处。

最是春风得意的沙一天，却是插队时就使坏，出鬼点子得到支书信任，将爱女说给他，又把惟一的名额让给他，推荐他上了大学。他和那女子发生关系后，却不要她了。留城后一心钻营，现正娶了市长之女为妻，出任南风出版社社长。

就是说，三个过去很要好的人，14年后又同在图书发行业这个古老而新兴的行业做了弄潮儿，只是这时的“起点”已很不一样。

人的本性是变化不大的，投机的继续投机，义气的继续义气，沙一天抛弃的女人，莫望山要了，并接出一起创业，勤俭发家，渐渐做大。结果高位的在降，惯于钻营的自身也受了坏人利用，沙一天坐牢；能人在稳中有升有变，闻心源的命运始终是个悬案；而作为“好人”的莫望山因事业做得太大，现有体制下已无法容纳他继续施展。

小说借人物命运的次第浮沉，围绕的都是同一核心问题展开、演绎，即：中国书业究竟缺什么？

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它关涉时代精神与文化能否发展健全以及其中所有人的命运好赖。

在一个处处有漏洞、处处被人为限制着的环境下，谨守规矩的大书商莫望山一再受挫，偶尔也需权宜变通，到一定程度就寸步难行了，到顶了，不得不远走异邦去发展。掌权的稍许贪婪、稍微不小心，就能被不法书商拖下水，变得更贪更坏，所以，贾学毅、沙一天纷继落网，连做官最技巧与老谋深算的赵文化，都受到降职和记大过处分。

每个人的性格、地位、爱情、婚姻都在微妙变化着，把这一切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思考的则是那位能写作、会分析、不投机、特自信并在直接体验着的闻心源。通过直率敢言的他，作者传达的其实是自己的思考与声音，没有亲身阅历和强烈责任、忧患意识的人是发不出这些声音的。

那么，中国书业究竟缺些什么呢？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大环境或法规、体制的缺漏。

各级各类官员无一是百姓选的，而是一级级任命，要得上司了解、喜欢，就需跑官要官买官，与此同时还要相互提防、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龌龊、卑鄙、自我作践……手段下流，官场上人干不了正事，又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钻空子。这就生出种种事端与舞弊。

书业最缺中间环节，产供销严重错位，市场无序，出版社不在做总发行，而在当推销员，自办发行低水平推销，网点不全，货源短缺，太原始，不成气候。每个社都建书库，库存大，又浪费了资源。发行所、省级新华书店都不做中盘，只顾教材，管本区几个社，行不成主渠道。而销售、零售店不零售，买书号出书，与出版社争利。出版社的书单走新华书店，好处是不会赖帐，但新华书店吃“大锅饭”，形式单一，分布太松散，拖欠一年年，退货一批批，呆帐死帐让出版社所受损失不知多少。集体、个体店大大弥补了新华书店的空漏与不足，可一旦赖帐，发行人说不清，向出版社要书只能给现金、保证不退货。还不许卖教材和中央领导的书（只许新华书店卖），加之印刷厂布局不合理，只好盗印等等，就逼良为娼了。

如此，《街谣》完全当得一部主题鲜明的史书，也是埋伏了深刻忧思激愤的杰作，还是一部“实验”的书，将作者萦绕心头十数年来的难解之结，以艺术的形式推出，形象展示了当代都市书业人的生存状态，实现了作家要与芸芸众生“一起过日子，品味百姓日子的酸、甜、苦、辣”，并为之代言、呐喊的誓言。

尤为难得的，是作家以执着精神和追求信念谱写的另一形式的“生命谣歌”，诚如他在“代序”里说的：一九九三年动笔写《兵谣》到完成《乡谣》、《街谣》三部曲，历时八年余。数百个节假日，上千个夜晚。

业余写作的甘苦只有业余写作的人能体会，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半乘班车上班，下午五点一刻坐班车回家，在单位忙碌一天，吃过晚饭立即调整情绪，由工作状态转入写作状态，每晚干到十一点半关机，不管情绪多高涨，文思多通畅，没有商量，第二日清早要按时起床按时上班。每天都有成堆的事情要做，连正常假都没法休，没有精神不行，工作也做不好。累是累，但自认为值。我可以无愧地对自己说，你一直在做两个人的事情，你过一天，等于常人活两天。

2002年11月16日，北京。